阿部正福自认自己已经看破了刘钰隐藏的目的，但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固然大顺这边可能是为了将来多卖货，但开埠对日本带来的好处，也足以抵消。
最起码，如果大顺这边买日本的大米，日本的米价还能往上提一提。武士，是幕府的国本，他们的俸禄是大米。米价高，他们有钱花，这才能更加忠心于幕府，也有利于各藩的统治。
如果将来人口真的控制住了，按照刘钰所言的“千万人口”足以，阿部正福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届时，百姓人均一町地，每年缴纳10石左右的贡赋，算上“二毛法”也就是大顺那边的两年三获的冬小麦，一家人年均还能剩下20石左右的粮食。不但可以保证小农有足够的抗灾能力，而且到时候还可以大量出口粮食去大顺，平衡金银外流。
日本此时的兵制、政治体制，决定了武士之外的人口，确实是有很多“多余”的人。
这些人的存在，既不能增产粮食，因为土地决定了上限；活着又得多吃粮食，造成社会的动乱、一揆遍地；又没有资格当兵，农兵分离加刀狩令；纳税又不计人头，而是按照土地亩数。
阿部正福很认可刘钰的说法：多余之人，要之何用？
战败之后，改革势在必行。
只是，不管是阿部正福，还是德川吉宗，从战败中汲取到的教训，最多也就是火器不如人。
日本的民间舆论，则认为是诸藩扯了幕府的后腿。要不是诸藩扯后腿，幕府抗战到底、另立新君，至少不用朝贡。
就这种教训，改革的方向也就基本定死了。
激进点，如刘钰所说的，努力当好买办，攒钱鼓励汉学，搞出一支能和武士对抗的力量，将来削藩一统。
反动点，如阿部正福所思，一切围绕着武士制度和武家法度的稳定，而基础便是等级制度、身份差异、以及小农不能彻底零碎化。
前者，得有失败之后身死族灭之胆魄。
后者，那便是消减人口、维系人均土地面积，保证小农经济才能保证武士统治。
对大顺而言，前者，日本必有事大主义、挟华自重者。
再者刘钰嘴上说支持幕府削藩，可当年张仪嘴上还说要给楚国五百里膏腴之地呢。
后者，日本人口就锁死在千万左右了，一旦工业时代来临，一千万人口，有铁矿煤矿的北海道被大顺抢了、有煤铁的长崎又在炮舰射程之内，本国又缺乏原材料，使使劲儿说不定真能成为重要的粮食出口国。
不过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反正改革得花钱。在刘钰看来，这买办，幕府是当定了。只要想改革，不管是反动还是激进，都得当。
不反动不激进的保守，遏制消费、鼓励节俭，那就容易再挨一顿打。
现在就该先给阿部正福上一课，回去后找康不怠炮制一篇引经据典的《人口论》，大肆在日本传播。
最好是日本这几年再来一场灾荒，保管叫日本知道啥叫天启四骑士，立刻惊呼此书真天地之大道也。
他没读过人口论，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也知道马尔萨斯的三个着名的论证。
假设，生产了四十个物品，却有五十个人需求。如果什么都不管，必然是最有钱的四十个人买走这些东西。
如果有社会福利、有贫苦救济，给最富的前十个人以下的四十个人，一个人发一块钱。那么结果还是前四十个人把东西买走，但东西也必然涨价一块钱。
所以社会福利并没有任何用处，反而会导致处在中间阶层的人，花更多钱。
假设，生产了五十个物品，发给工人的工资只有三十块钱，再加上工厂主一个人，那么必然有十九个物品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只能裁减工人，导致能买得起东西的人更少，然后继续裁减，直到社会崩溃。
但是，如果有十九个贵族、骑士、仆从等，他们不事生产，只买不卖，那么这五十个物品就全都卖出去了，工人的工资也就趋于稳定。
以及，英国有济贫法，济贫院里太多人生不如死，有议员就建议，允许人低价雇佣济贫院里的穷人去盖房子。
一来缓解英国的住房问题，二来促进社会就业。
马尔萨斯立刻反对，认为正是因为房子少，所以穷人才不结婚，生的孩子也少。如果济贫法鼓励大规模盖房子，结果就会导致“有房子，会使得男女之间的关系发生的过早，从而生更多的孩子，这些孩子投入劳动力市场，必然导致房子更加紧张，工资价格更低，也就是越盖房子越缺房子。”
相反，如果不盖房子，这就使得买不起房子的人就不生，人越来越少，最终房子就不缺了。
越不盖房子、越不缺房子。
同样，还有粮食问题。
粮食越贵，越不缺粮食。
这几条论证很有名气，实际上正是因为这几条论证，才使得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再是一本孤立的小册子，而是成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而不单单是针对人口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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