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条约，是要印皇帝的玉玺。
外交对等原则下，对面的印章也必须得是国王印，而不能说是外交官私自印了了事，将来让外交官背锅即可。
事已至此，“上帝”在这一刻，只能靠边站。
李淦自己也扫了一眼条约，又将目光转向群臣，看着群臣多有心中不服的、多有难以理解的，甚至也有觉得天朝亡了的，心中不由叹了口气。
心想朕之用心，你们如何能懂？你们以为朕反名教？其实朕之用心，才是真正为了名教长存！
若大义制度为天下最优，唯有一路领先方可。一旦不领先，所遭的反噬也就极大。
古人云：物极必反。你们如何能懂其中道理？
朕观西洋诸国，皆后起之辈，然其富庶亦不下天朝，实学手段亦强。
今日说名教道德，普适天下，是为真理。明日若不如人，那便是人人皆反名教，人人以为名教全错。
而若说各处的人不同、环境不同，便适合于不同的道德、法度、制度。将来纵西洋强势，亦可言：大顺自有国情在此，西洋之强，用之于顺，则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未必有用。
亦或者……李淦不免想到外交部翻译的一些西洋典籍，其中反帝反礼法之论多有，且多能蛊惑人心。
这些东西，可比在闽粤等地搞出殉教的天主教要可怕的多、严重的多。
刘钰并不知道李淦的出发点是这个。
是真正开眼看世界之后，看到了西洋学问里一些对皇权有极大威胁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不但可以自圆其说还颇能蛊惑百姓。
除此之外，李淦还看到了大顺的一个特殊的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大顺放弃朱子学，当初扶植更为激进、霸道更重的永嘉永康之学所引起的。
朱子学是，我可以弱，但天理和强弱无关。
而正如大顺的大儒在明末大乱中的反思，评价永嘉永康学派道：“使文毅之学行，虽不免杂霸，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不幸宋、陆并行，交代兴衰，遂使学术如此，世道如此。”
陈亮死后的谥号是文毅，永嘉永康学派的一处理论，便是“义理要通过功利来体现”。
本意并不是说，你的道理是不是对的，要看你强不强、富不富，否则就是空谈。
但义理一旦不和功利对立，很容易被歪曲成上诉的说法。
正是这一套东西，也就导致了李淦看到了大顺的一个特有的危机。
如果，放弃了朱子学的空谈义理，空对空，而讲实绩。那么，如果你不够富、不够强、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义理本身错了？
一旦义理和功利实绩绑定在一起，那么义理本身就不再是不可触摸的神圣空谈。
在之前，这个理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中华统一，那就是天朝，所以义理神圣，不会受到任何的挑战。我为天下最强，所以我的道理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我之所以强是因为我的道理。
这是个死循环，只要最强，这个死循环就能无限循环。
但现在，世界的范围扩大了，西洋人来了，义理本身已经受到了潜在的威胁。
摆在李淦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复奉祀侯为衍圣公、请回理学、废弃功利永嘉永康学派、将儒家改造成儒哈比，谁改革谁就是奸贼、数典忘祖，闭关继续维持天朝上国的概念。义理全都空谈，和功利没有任何联系，哪怕被人打成屎，也不是义理有问题，蛮夷再强大那也是蛮夷。
要么，就只能想另外的办法。
在刘钰暴打了日本、杀鸡儆猴之后，李淦权衡之下，最终没有选择复奉祀侯为衍圣公、请回理学。
而是选择了这么一条允许容错的理论。
哪怕将来暂时落后了，不是圣人之学以及配套的礼法制度出了问题。西洋的制度理念只适用于西洋，放到这必定水土不服，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
就像是唐宋时候，儒学面对佛教的冲击，不得不搞出了理学的宇宙观，终于站稳了脚跟打败了佛教，再也没有出现唐时逼得韩愈上《谏迎佛骨》的状况。
而现在，面对新的冲击，在放弃了以耶补儒之后，只有在冲击中找到别的办法继续维系。
普遍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朝一整套的文化、道德、制度、理论，在义理和功利不互斥的官方意识形态下，不可败、只能胜，甚至不能落后。一旦落后，不只是藩属质疑天朝，更是体系全面崩塌。
只是，放眼四周，李淦心中也多无奈。
像刘钰这种人，根本对名教毫无理解，纯粹的霸道功利。
像忠臣那种人，只对名教理解颇深，对外面的东西看都不看。
以至于弄到现在，自己搞出这一套东西，明明是为了保名教的，结果深谙名教的反对，反倒以为他这个做皇帝的向着刘钰这一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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