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些很实际的东西，富商们更加安心。
开发虾夷这件事，如果只是朝廷号召，其实各地的豪商大地主们还要再考虑考虑。只是因着有贸易公司的珠玉在前，使得一些人对类似的模式心生了几分信赖而已。
士绅豪商的几个头面人物小声交谈了几句，便推了一人出来，说道：“鲸侯既然都考虑到了，我等也安心了。”
“明人不说暗话。如今朝廷要取消人头税，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地价、田价是要往下降的。”
“按亩收税，我买地收租子，实际上这钱也不是我出，而是佃户出。”
“如今取消了人头税，又按照前朝的一条鞭法，将劳役折算在税里。征收银子，雇人去干劳役。”
“可现在取消了人头税，劳役摊派也不是按照人头，而是按照地亩来。实际上，有些许田的小户，日子更不好过了。”
“譬如河南。紧靠着黄河，是要修大堤的。以前是征发徭役，都得去。现在行了‘仁政’，徭役是朝廷出银子雇人，可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以前是羊毛有一部分，是按人头收的。现在全在田地上，可想而知。是以我们之前倒是商量过，等着田地降了价，也好买地收租子。”
“但闻虾夷的事，其实我们心里也有些嘀咕，这钱到底是投到虾夷，还是留着买地。今日见了这小册子，可知鲸侯用心，朝廷也是真的做成这件事，而且看来朝廷也是试图把徭役的钱，从海外赚出来，地价未必就会降，我们也就踏实了。”
这豪商倒是个实在人，其实田的卖价低、租子高的情况，在前朝就已经存在了。尤其是后期，人都逃荒，土地荒在那，因为一个县的赋税固定，别人跑了，就得摊派到不跑的人身上。
这是大顺和前明都不可能搞“国债”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抗灾能力强、可以“合理”避税、能买得起国债的豪农地主而言，买国债给的那点利息，不如趁着灾年买地，收益极大。
如今朝廷的政策，完全就是延续着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往下走。把税银和人口脱钩，问题是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治水本身就是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支柱之一。
要不要修黄河？要不要保护漕运？要不要修海堤？要不要运粮？
要么花钱。
要么徭役，征发。
前者对有地但不多的自耕农很有害；后者则是比自耕农还低的底层的灾难。
根本还是因为税收和土地绑定的太重，不然皇帝也不会如此支持海外扩张，都是被“钱”这个恶臭的东西逼出来的。
这些豪绅有着多年和土地打交道的经验，很清楚朝廷的政策对地价的影响。除非朝廷找出别的办法弄钱。
嗅觉敏锐的商人已经觉察到了朝廷在试图从土地之外的地方弄钱，这应该是朝廷将来的大方向。那么把钱投在开发虾夷上，就很值得考虑了。
尤其是这本小册子里蕴含的深意，看得出朝廷真的很重视此事，不会出尔反尔。
加之小册子里，弗吉尼亚公司的经验，可学的不少，确实可以少走不少的弯路。
虽然虾夷种不了烟草，这几年海运发达之后，海参崴那边尝试概念的甜菜头榨糖，也算是完犊子了——含糖量还是低，福建广西的甘蔗糖走海运一万多里，依旧比甜菜糖便宜。
但是，虾夷有俵物鱼虾昆布海带，这也可以类比于烟草了。理论上人只吃鱼虾也饿不死，但人终究是猴子，不吃粮食是不行的。
小册子里从一开始要集体劳作、到后期转为承包收租制，一步步都写的很清楚了。
至少证明朝廷不是一拍脑袋，而是确实认真考虑了。
刘钰感叹于这些商人的金钱嗅觉，也不好在这种场合对朝廷的政策有所评价，只道：“屯地买田这种事……其实也和小册子上弗吉尼亚公司种烟草差不多。唯有利可图尔。我也不好说什么，说了也没用。从岳爷爷死在风波亭开始，就开始说当汉奸不好，也没见到当年吴贼、洪贼不去当。”
“我今日来，也算是朝廷的一个态度。你们没去过虾夷，但你们信任我，想来当地的情况你们也知道了。当地的虾夷人……这个其实完全不用放在心上，那里不是西南的土司，有个三五百兵就够了。”
“所以终究还是赚不赚钱的问题。”
“这一点，我和倭人也谈过了。虾夷的俵物等，可以直接运抵米子。倭人也有商人，以前专走大阪到米子的路线。去的时候卖布匹等零碎，回来的时候捎带着鱼虾俵物。”
“粮食的销路，你们也不用愁。朝廷允许往倭国贩粮，枢密院这边也保着你们不会受倭人打压。我也和倭国的粮食贩子谈过了。”
“倭国的粮价一般，但架不住虾夷的地多、人少。薄利多销。”
“我给你们算一笔账。”
他是讲实际的，也是讲利润的，这些豪商喜欢这种不讲仁义道德只讲利益的人。
听到要算账，各自都放下手中的书，敛神静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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