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仁兄说的，我看八成是真的。前一阵朝廷不是出台了政策吗？”
“南洋种植园，不得栽种茶树。茶种不得去南洋。各地海关、马六甲舰队，也要严查茶种出境问题。”
“当时就有人说了，南洋种植园不得栽种茶叶，其实还是‘百万漕工’之忧。若在南洋、锡兰等地栽种茶叶，则福建、两湖茶农如何活？”
“而且这还不只是茶农的事。还有那些发包的、运货的、运输的。这些人朝廷也得给他们找活路不是？”
“是以，我看福建那边可能真有人找国公了，希望放英国一条生路，免得百姓无可衣食。”
众人联想到前些日子朝廷新出的关于茶种的海关政策，越发觉得其中大有道理。
若在南洋搞种植园，肯定比现在更容易赚钱。毕竟英国人喝的都是便宜茶，大规模搞茶园，定向出口，又省却了许多陆上的运输费用，确实更赚。
但朝廷毕竟还要考虑，这钱，该让谁去赚。
让开种植园的大商人？
还是让福建采茶的百姓？
显然，朝廷选择了后者。
顺着这个思路，商人们又讨论起来英国后续贸易的诸多可能的变动。
他们既是关注这种事的商人，自是要关注一下英国的政策。荷兰国、丹麦国、瑞典国的茶叶都卖给谁了？这一点他们也得知道。
他们还得知道，欧洲要是要打仗，那么铅和锌就会涨价；也知道英国和法国在北美开战，人参就会稀缺暴涨。
一些广东商人不会不记得一个很特别的影响，因为法国船用冰块做压舱，几乎把广州城一些窖冰的产业挤黄了。结果因为英法在北美开战，互相劫船，以至于广州城居然夏日缺冰。
这些东西，他们知道发生了，然后有人会告诉他们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为了投机需要，为了商业需求，西洋文史类书籍的翻译越发的多。
而这些商人自然也渐渐明白了，西洋贸易公司和瑞典公司每年那么多的茶叶，到底是卖给了谁。
自然也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关乎他们利润的，不是是否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继续贸易，而是英国的茶税是否会被取缔。
同样是大顺的商人，海商、金融投机者、坐商、生产商，在英国茶税问题上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海商、投机商，是支持英国高茶税的。
对他们而言，英国高茶税，造就了西洋贸易公司的茶叶利润。
反之，英国放开茶税，英国又有航海条例，西洋贸易公司带的茶是没办法竞争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就像是丹麦亚洲公司，在这件事中的遭遇一样，他们无论如何都在拿货问题上竞争过大顺的商人集团。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况且就资本丰盈程度而言，是地头蛇、地头龙还两说呢。
但对大顺的坐商、茶叶贩子、加工商而言，他们是盼着英国放开茶税的。
英国放开茶税，对刚刚尝试把握贸易主动权的海商不利，但对坐商和茶叶贩子，大为有利。
作为茶叶生产商，把茶卖给东印度公司，和把茶卖给大顺自己人的西洋贸易公司，有区别吗？
并无区别。
甚至，因为海商集团逐渐垄断，实际上是压低了茶叶收购价的。尤其是这几年，又是制裁英葡、又是查办丹麦的，大顺崛起的海商集团几乎是傲气无比地告诉那些茶叶商人：就这个价，爱卖不卖，不卖留着明年当旧茶吧。
而对茶商来说，最快乐的日子，恰是那几年市场“充分竞争”时候，忽然插了一杠子的奥斯坦德公司主动挑起茶叶收购垄断贸易战的时候，英、荷、葡、奥，四国竞相加价、拆台、送礼、囤货。
只是这种充分竞争很快分出了胜负，从充分竞争到垄断，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同样一条政策，就如同朝廷不久前颁布的禁止种植园茶叶律，有交手称快者、有如丧考妣者、有怨恨朝廷者、也有对朝廷感恩戴德者。
在大顺查办丹麦商馆、对丹麦加增25%出口关税的幸福中，英国商馆被允许贸易、以及对英国是否会放开茶税的担忧，成为了一片笼罩着这些海商头顶上的一朵乌云。
…………
于此同时。
海商讨论欧洲各国政策、丹麦人心急如焚、英国人幸灾乐祸的时候，齐国公正在那和刘钰说着此番欧洲之行的过程。
丹麦的事几句带过，无非是丹麦老国王死了、新国王登基，齐国公随便找点茬，弄出点外交纠纷，撂下狠话，甩下脸子走了就是。
齐国公是为数不多知道大顺要“在印度收土地税贴补国内用”的人之一，和刘钰说起欧洲之行的事，也清楚刘钰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最关注的英国问题。
“守常啊，这一次鸦片的事，并没有对英国下死手。但英国那边会不会真的放开茶税？这里面的道道，我虽不是很懂，却也明白简单的道理。若放开茶税，咱们这几家公司的茶可就不好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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