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怎么干涉？给足够的权，那不是又退回到盐官谋私的老路了吗？不给足够的权，靠什么管这些加起来几千万两的大盐商？
其二，远离食盐产区的地方，小商贩是否有资本承担这么远的运输、周转呢？
而对大商人来说，为什么不在方便销售的地方卖呢？为什么不主占优良市场呢？
谁会去主动为百姓着想，自己专门抢远处运输不便地方的盐票？
好的销售区，大家抢破头。
不好的销售区，无人问津。
抢破头的地方，恶性竞争；无人问津的地方，私盐泛滥。
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说辞。
但这个说辞，却可以作为理由，引出盐商真正想要的东西。
这些大盐商怕的是什么？
怕盐票卖钱吗？
他们又不缺钱。
他们怕的是“三五百斤就可以承办买票”。
那么，什么叫“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呢？
就是提高入场标准。
理由，也非常简单：
小商人经得起一年多的周转时间吗？
经得起运过去之后，私盐竞争卖不出去带来的破产吗？
经不起。
一旦经不起，三五年之内，偏远地区的盐就没人去卖了。
到时候，私盐就会直接泛滥。
而朝廷，要的恰恰是为了官盐打败私盐，才搞的这种市场化的改革，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那么，朝廷是否需要一个大豪商，来承办这些需要长期资金、资本投入的地方？
以保证远离食盐产区的地区的官盐稳定？不至于今年有来的、多到卖不出；明年没人来，百姓嘴里淡？
需要。
需要的话，利润好的地方，比如淮北盐区周边，让给小资本；最难的地方，给大资本？
这可能吗？
既然改了票法，那我不干行不行？来去自由嘛。我干嘛不抢最好的销售区，去办哪些麻烦地区？
那么，有没有解决办法？
自然有。
吴敬梓给郑玉绪出的办法，一共分六步。
第一步：要明确，直接明着对抗盐政改革，就算今天风头过去了，明天又会提。
所以，一定不能明着反对，要绝对支持盐政改革。
第二步：支持之后，借由盐商控制的儒生，发动舆论，力陈那种小资本入场的危害，尤其是直指“影响朝廷官盐在湖北等地的销售，反而可能会使私盐更加泛滥”。
直接询问那些支持盐政改革的人，是否想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又准备怎么改？
把各种极端可能都提出来，就问他们万一出了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敢不敢如当年传教士和钦天监那样，赌头，立字据，保证不会出类似的事？出了的话，自刎谢罪？
第三步：提出解决方法。
小商人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完成偏远地区的转运。
那么，这就需要资本充足的大商人，来承担湖北、皖西、江西等地的运盐卖盐工作。
同时，小船容易携私，而大船却并不容易携私，因为一旦被查，成本太大。
而小商人肯定往容易赚钱且容易周转的地方使劲，却把不容易周转的地方空出来，这也不合理。
最好的办法，是让那些往偏远地区运盐的商人，得到补偿。
如何补偿，则以“远运近补”的方式，即按照比例，近距离的盐和远距离的盐，达成一个比例，捆绑卖票。
比如说，苏南这种地方，大家肯定抢破头。
但没事，可以抢，前提是你得承担一部分皖西、楚北这些边远地区。
比如50万斤苏南的票，必要捆绑20万斤皖西的票。
否则的话，谁来保证苏南的票是公平的？管盐票的二叔的三侄子的四外甥，怎么确保他们不优先拿到苏南的票？
第四步：趁热打铁。
一旦捆绑卖票，则小商人就更干不了了。
这时候，提出“验资换票”，即：资本达到一个数额，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周转，才能买盐票。
要拿出足够的本金，证明有能力。而普通商人周转困难，利息又高，再拿出本金做保证金，这还怎么干？
这时候，验资的双重目的，就达成了。
资本充足，才有资格干；资本不足，那肯定干不了。资本半足半不足的，再拿出保证金，直接可以退场了，周转不开。
第五步：提升入场资格线。
将转运买票的最低额度，提升到2000旧引到5000旧引之间，也就是大约70万到140万斤盐。
这样一来，就完全阻断了股本在10万两以下的小、中、大却不太大的散商。
不只是盐的钱，还有运费、周转等等，没有10万两，根本办不起5000引的买卖。
一旦将10万两身家以下的商人挤出去，剩下的就好说了。
第六步：旧总承包商坐下划分垄断区。
原本的大盐商，聚在一起商量下，协商好各自的额度、片区，谁也不要多吃。齐行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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