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主拿出地契、买卖文书、欠债的手印，说这些都是符合神圣的私有制的时候。
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铲平王等英杰，就会拍拍手里的刀，问：是私有制神圣？还是我的刀神圣？
于是，在这一刻，老马说的经济学家们混为一谈的两种私有制，立刻泾渭分明。
小农不是经济学家。
所以小农很清楚，他们要私有制，但要的是第一种私有制。
并且很清楚，在他们眼中，神圣的是第一种私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本身。
或者说，小农比经济学家更清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常被混为一谈的私有制。
很多所谓经济学家说的“私有制”，实际上是“我有制”。
私有制的精髓，不是“我有”。
而是“处置”。
换句话说，私有制的精髓，是我可以把我的东西卖出去，归别人所有。
只有在私有制下，第二种私有制，才能“合法”地把第一种私有制谋杀，并在其尸体上建立起来。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需要暴力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的拥趸者，没有足够的力量，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
所以，想要大顺走资这条路，需要技巧，技术。
谋杀，是个技术活。
而在土地兼并周期中，这种谋杀，毫无技巧。
给人的感觉，纯粹就是一个小崽子，还没长大，就拿着刀要捅死一个壮汉。结果每每被壮汉一把夺回刀，噗嗤来上一刀，反杀。
是以，这可能需要退一步、走两步；也可能需要退两步、走一步；甚至可能需要迂回。
总之，壮大支持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或者在“保护”小农的姿态下悄悄把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养大。
小孩杀大人，必然被反杀。
而若小孩长大、大人老了，再杀呢？
老皇帝是历史的无意识的推动者，李欗差不多应该也是，显然他们脑子里没有一套成体系的学问，也不可能说李欗和老皇帝是站在第二种私有制，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去做事的。
但是，他们的做法，也算是洞悉了大顺的经济基础。
故而，他们恐惧小农破产、恐惧兼并加速。
甚至于，李欗提出了要强制赎买、将地主的赎买金强制储蓄、强制投入到工矿业基建上，迫使他们转型。
但，这也意味着，李欗的想法，至少是摸着了大顺的真正问题。
包括说，大顺的实学激进派，均田、迁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的思路，也是如此。
其思路，就是退一步、进两步。先迁民、垦殖，是为了将来杀起来方便，反抗的不强烈、以及创造内部市场壮大产业资产阶级的力量。
或者说：
欧洲的农业革命，是促成封建瓦解的基石，也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从农业起步的。
而大顺，是否有必要，让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农业起步呢？
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对欧洲的意义，对大顺是否有意义呢？
论原始积累，大顺有世界一流的手工业，还有丝茶大黄瓷器黄铜漆器等等这些“特产”。
论亩产提升，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远不如18世纪华北两年三熟。
论劳动力，大顺真的不缺。
那么，为什么非要刻舟求剑、非要东施效颦？
为什么不看破表象，追究本质，理解第一种私有制和第二种私有制的矛盾，明白大顺即便要走资本主义，千万千万不要在农业上起步。反而，要尽可能在保护小农利益的情况下，把产业发展起来。
刘玉的疯狂对外扩张，支持老皇帝增加内部关税，是这个思路。
李欗的试图修路，赎买转型，农民迁徙解决中原的人地矛盾，还是这个思路。
实学派的均田、征税、移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先以垦殖扩大内部市场，在发展产业，仍旧是这个思路。
归根结底，一句话：
如何限制资本主义在农业的发展、如何保护资本主义在工业的发展，是大顺要转型的根本问题。
无形之手，在大顺，起的是反作用。
在这个可以被称作“封建晚期、前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私有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欧洲和大顺，其实都处在这个过渡期。
只不过，这个过渡期的表现不同。
在荷兰，这个商业资本主义的过渡期，体现在金融、放贷、航运、商业、投机。
在英国，体现在金融、航运、商业买卖、航海法下的三角贸易。
在大顺，则体现为资本向耕地流动，将耕地作为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投资——风险几乎为零，清中期很多士大夫就谈过这个问题，现实如此，傻子才不去投资土地呢。
荷兰的命运，是金融业摧毁了荷兰的实业。
英国的命运，是亚当·斯密所批判的“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通过强有力的国家管控、保护主义、政府补贴、殖民地掠夺、消灭竞争等手段，让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发展起来了。
大顺的命运，现在还是未知的。刘玉只是走完了一半，击碎了英国的保护主义，夺取了三角贸易中“工业品生产者”的地位，圈禁了印度，拓展了北美，并在大顺产业急剧发展、很可能出现货币不足的时候，引爆了北美和澳洲的金银矿。
baimengshu.
至于如何有技巧地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合法谋杀”，那就看后来人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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