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禹虽是赤脚步行，但是连日不休、每天都在赶路，速度丝毫不慢，甚至超过了普通的车马。在树上烙刻下五教、五刑、九德之典，是他在路上想出来的主意。
上古时生态环境很好，哪怕是人烟聚集之地，也不乏生长了数百上千年的参天古木，而且就在村寨城廓之中。伯禹与挑选硬木树种，在树干上剥掉一块树皮，将这一片削平，刻字于其上。树还是活的，为了使字迹能长期保存，他们还将刻好的字烙至炭化。
皋陶作九典，搬到了朝堂上整整一车简，禹不可能在树干上烙那么多。之所以挑选这几部，因为它们恰是各地民众都需要了解的，而且要义总结得非常精练。
比如最重要的《五教》，就刻“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十个字，言简意赅。为何这么简练、甚至是惜字如金？以皋陶之才，扬扬万言也不算难事，他的学生子丘在朝堂上宣读九典，可是向众臣解说了整整三天，但真正难的是化繁为简。
须知古时各部民众几乎都不识字，若文意深奥，大家根本就听不懂，若不能有很精练的总结，人们也根本记不住。所以五教的核心就是这十个字，伯禹将它们烙刻在树上。不认识字没关系，伯禹只要对着字迹介绍一遍，大家也都能理解、都能记住。
既然民众不认识字，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将它刻在树上呢？刻与不刻，其意义与作用完全不同，刻在树上就等于刻在民众心中，使之逐渐成为民间风貌。
并不是所有人都听见了伯禹当时的介绍，其他人再经过这里就会问树上刻了什么？那么知道的人就会再向他介绍，字在这里便是时时提醒、勿使遗忘。
另一方面，若仅是口口相传，时间久了，难免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刻字于树便是“”“明正其典”。只要能背下来五教者，其实就等于认识了这十个字，他们也会纠正其他人的口传之误。况且部族中总有人是识字的，也可在将来继续向大家解讲。
《五教》是天子推行的教化，是国中所有民众都应遵行的规范，仅仅将典籍传给各部贵族是不够的，《九德》亦如此。
总结《九德》之要义，只有二十七个字，真正需要记忆和理解的，其实是十八个字，树干上都能刻得下。九德是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品行评判标准，比如天子应九德皆备，伯君应有六德，贵士应有三德……那么平民呢？平民有五教嘛！
皋陶作九德，并不仅是天子评价臣民的品行标准，也是臣民评价天子的品德标准，那么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清楚，使之成为指导日常言行的准则，才具备真正的教化意义。
那么皋陶之典还有那么多其他的内容呢？树干上根本刻不下，伯禹只选择最精要的部族，而且是能被民众所理解与掌握的。另一方面，哪怕全刻到树上也没用，还是那个原因，绝大部分民众都不识字。
皋陶九典的全部内容，是各地官员以及部族首领应该掌握的，也只有他们才可能完全掌握，比如五服、五礼、九亲等等。这些贵族阶层也形成了最早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这个时代最新的知识分子。
随着文字出现，“知识分子”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就是伴随着文字出现的。在上古时期，原始的知识分子都是部族中的长者或祭司，他们掌握了历代传承的经验和知识，能用于指导生产与生活。
而文字出现之后，成了知识与经验最好的传承载体，知识分子就成了掌握文字与典籍之人，他们往往都是贵族。
当年帝尧年代曾有命令，各部首领应学习文字，族中子弟也应该掌握文字。到了帝尧执政后期，有了一个约定俗成之规，识字之人才能够成为伯君，因为那样才能看懂天子所颁布的政令文书。
那么在此之前的政令都是怎么颁布的？直接派使者口述！效率极低，不仅很不方便而且容易出现各种疏误。虎娃曾生活的巴原，也刚刚经历了这个阶段。
帝尧下令让各部贵族学习文字，这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自中华文明诞生之初，平民亦可学习文字，但往往只有贵族才有条件去学习与掌握它。学习文字并非贵族特权，这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所不一样的地方；但知识分子往往出身于贵族阶层，这也是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伯禹这一次只是赶路，每到一地休息时，顺便烙刻教化典籍于沿途，并向聚拢而来的民众介绍。亦有当地官员和各部首领听闻消息，亲来迎接并挽留款待，伯禹皆一一拒绝，并没有在路上耽误时日。他率天下各部民众治水，将来还会再来的，如今要先赶到相柳部。
渡过淮水，进入原共工部的领地后，沿途有各地族老迎路。所谓族老并不一定是贵族，而是各村寨中的长者。在这个年代，人们的夭折率很高，所以平均寿命很短，但真正的长寿者往往年纪却也不小。
众族老活得足够久，经历的事情足够多，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所以在部族村寨中很受尊敬，按上述鱼贯文字的说法，他们也算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者都是炎帝旧部的族老，他们原本都是打算拦路诘问伯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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