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年的春风拂过江南，带来的不仅是秦淮河畔的杨柳新绿，更有一股悄然改变大地面貌的农耕新潮。
在“一条鞭法”理顺赋税、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浙直总督苏宁将目光投向了帝国最根基的领域——农业。
苏宁深知，无论工商业如何繁荣，无足够的粮食保障，一切皆是空中楼阁。
而自己的手段，再次超越了这个时代的认知。
这一日，南京城外的官田以及各府县衙署的示范田里，出现了一种百姓前所未见的作物。
茎蔓匍匐，叶呈心形，块根深藏土中，皮色紫红——此乃红薯。
另一种，植株矮壮，开白色或紫色小花，地下结出累累卵形块茎——此乃马铃薯。
起初，苏宁并未强行推广，而是巧妙地借助了官府的威信与民众对“祥瑞”的朴素信仰。
他只是令各地官府张贴告示，宣称此乃“海外嘉种”，由总督大人费尽千辛万苦觅得，其特性为“耐瘠薄、抗干旱、产量巨”，堪称“活民之宝”。
为了让百姓信服，他采取了多种策略。
在各级官府的田地上率先大面积种植，由懂得其习性的AI老农负责照料，收获时邀请乡绅耆老观摩，那堆积如山的块茎让观者无不咋舌。
通过“大明商会”及大明超市网络，向愿意试种的农户免费提供种薯，并附上简明的《种植要略》（由AI编写，通俗易懂）。
大明商会承诺，收获后若农户不愿自食，可按不低于同等重量粗粮的价格，由大明超市统一收购，消除农户销售之忧。
与此同时，一道由总督府发出的《劝垦荒政令》贴遍了城乡。
此令一改前朝对山林保护的严格限制，转而鼓励百姓开垦丘陵、坡地等“无主荒地”，并明确规定：“新垦之地，免赋三年，所产粮蔬，官府平价收购。”
此令一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
对于人多地少的江南地区，尤其是那些仅有少量薄田或无地的佃户、流民而言，这无疑是天大的福音。
在红薯、马铃薯这两种不挑地方、能在贫瘠山地上获得不错收成的作物加持下，开荒的吸引力变得无比巨大。
刹那间，浙直地区的许多丘陵地带，以往被视为不宜耕种的“无用”之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垦热潮。
农夫们挥舞着锄头，砍伐灌木，焚烧草木，将一片片山坡整理成梯田状的旱地，满怀希望地种下了来自海外的“祥瑞”。
然而，这热火朝天的开垦景象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一些地方上的有识之士，尤其是那些熟知农事、了解水土的老农和乡绅，对此表达了忧虑。
“总督大人爱民心切，推广新种，鼓励垦殖，固然是好事。然则，如此大规模砍伐山林，恐非长久之计啊！”一位致仕的老翰林在给苏宁的私信中写道，“山林乃水源涵养之所，根系固土之基。若尽数开垦，一旦暴雨倾盆，则水土流失，溪河淤塞，下游良田反受其害，此乃竭泽而渔也！”
这些声音，也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苏宁的耳中。
苏宁并非看不到其中的弊端。
他推广红薯、马铃薯以快速提升粮食总产，缓解人口压力，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权宜之计，也是为工业化积累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
但他更清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在鼓励开荒的政令之外，他已然在着手布局更长远的规划。
苏宁从工业空间拿出生长迅速、固土效果好的树种（如某些桉树、杨树变种），在合适地区推广种植，既可作为新柴来源，亦可逐步恢复植被。
利用商会积累的财富和逐渐成熟的工程力量，开始规划在主要河流上游兴建一批小型水库、塘坝，以蓄水防洪，并尝试推广简易的滴灌技术（以竹管、陶管为基础），提高山地作物的抗旱能力。
苏宁指示麾下的“格物院”开始研究利用城市粪便、河泥、植物秸秆堆制有机肥，并着手规划建设小型的磷肥、钾肥作坊，以期未来能提升地方，减少对土地掠夺式开发的依赖。
面对属下的担忧，苏宁坦言：“吾岂不知焚林而畋，非长久策？然当下民生多艰，需此急策以解近渴。吾等所需做者，乃是饱暖，至于青山绿水只能放在以后。此间平衡，关乎社稷气运。”
于是，在江南的大地上，一边是升腾的垦荒烟火，预示着短期的粮食丰收与人口激增；另一边，总督府内关于长远生态与水利的蓝图也在缓缓铺开。
苏宁正以一种近乎霸道而又不乏远见的方式，强行推动着这片古老土地的农业生产力进行一场跨越式的提升，同时也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课题，第一次以如此尖锐和现实的方式，摆在了这个时代的面前。
……
万历三年的初夏，江南的田野已是一片葱茏。
浙直总督苏宁并未满足于在南京衙门里阅读各地呈报的农事文书，他决定轻车简从，亲自深入乡野，看一看那推广的“海外嘉种”究竟生长如何，听一听田间地头的真实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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