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他们提出，广東官府不能任用捐官！
捐官，这打击的就是商人阶层了，商人阶层拥有庞大的财富，更容易就能给子弟买到一顶官帽子，但大多数时候，捐官只有一个候补的头衔，能不能得到实缺，反而不是金钱能解决的事情，而是需要相当的人脉，十三行行商个个富可敌国，个个头上都带着红顶子，可是没有一个能够任实缺，全都是空架子，真正能够通过捐官得到实缺的，往往还是乡绅子弟，因为他们拥有人脉，在官场的人脉。
三条章程，不但堵死了老胥吏们做官的道路，而且堵死了给他们子弟开后门的路子，又打压了富商阶层，谁说这些乡绅迂腐的，给自己争取权力的时候，他们明明很精明。
对于他们的要求，朱敬伦答应了。不但答应下来，而且生怕他们反悔一般，马上喊来笔吏，立约为证，让所有乡绅签字画押。
其实朱敬伦本来是有挑选一些听话的老吏当官的想法的，但是既然乡绅们反对，愿意用这种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那么朱敬伦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改革中以后会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都能采用这种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来解决，会大大的降低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如果真的最后通过各种协商，让朱敬伦和平的完成改革，这是对他政治智慧的极大褒奖，这场变革必将跟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另外有一点，这些人之所以愿意跟现在已经开始割据一方的朱敬伦商谈，至少说明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过朱敬伦控制广東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软弱，发觉只要朱敬伦不造反，清廷就允许他一直这么割据下去，那么他们就有必要在自己的家乡，对朱敬伦的官府形成影响力，哪怕朝廷失败了，他们影响之下的官府，不也可以通过投诚，通过把自己打造成心在曹营心在汉的忍辱负重，继续掌握权力吗。
朱敬伦觉得，这些乡绅虽然态度上依然是中立的，在自己和清廷之间保持中立，但是天平已经小小的向朱敬伦这边倾斜了，因为朱敬伦才是现管他们的，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他们很懂。
朱敬伦认为，很有必要在他们倾斜的天平上，在加上一份有分量的砝码，那就是真的让他们的子弟成批量的进入各级官府，加入到自己的统治集团中来，成为自己旗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任何改革之所以会失败，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培养出一群既得利益者。
王安石是这样，张居正也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没有早就一个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他被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给斗倒了，张居正是一个权臣，也培养出了大批的心腹手下，但这些心腹并不是新法的受益者，他们只支持张居正，而不是支持新法，所以张居正一死，他的法也就废了。
只有商鞅成功了，因为商鞅死的时候，朝中大部分官员，已经不是旧贵族，而是通过战功爬上来的军功集团，这些人是新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要维护新法，哪怕在商鞅死了，商鞅的法也会由这些人继续执行下去。
朱敬伦未必能拉拢到全部的乡绅阶层，但是只要有一部分乡绅阶层在自己的改革中，转变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将权力放到这些人的手里，朱敬伦认为自己的改革至少就成功了一半。
所以他跟乡绅代表们商量完后，立刻就宣布，年底之前就会进行第一次候补官员考试，而考试的内容，将跟科举有所区别，比如会考一些数学之类的知识，朱敬伦的理由是，这些候补官员将会处理最具体的政务，工作内容跟过去的小吏没有太大的分别，他们将负责纪律钱粮账册、土地登记等工作，如果连账都不会算，怎么进行这些工作呢。
因此一定的数学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朱敬伦才将自然科学悄悄的塞进了科举这个框架中来，如果这些人依然想要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做官的话，那就必须让他们的子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否则根本无法跟其他阶层的子弟相比。
但是话刚说出来，这些老家伙立马跳起来反对，他们说历来考试考的都是四书五经，哪门子考试会靠记账算盘这样的商贾末术。
这一次，朱敬伦也变得不好说话了，他希望旧势力能保持理性，在改革中协商解决利益问题，但是他是有底线的。
立马挥舞着刚刚签完字的规约，厉声呵斥他们，白纸黑字，墨迹未干，就要反悔！
同时告诉他们，历朝历代科举，要考什么，不都是朝廷说了算，小民什么时候还有权力决定朝廷科考的大事了。
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底线，他不能丢，因为这个权力是制定规则的权力，在改革中，朱敬伦会采用制度来引导、鼓励甚至逼迫旧势力转型的办法，那么他就必须牢牢掌握住制定规则和制度的权力，那一次改革，不都是新势力制定规则吗，让旧势力制定规则来改革，就没有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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