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沅领导的工部，这些年一直都是工业化最大的推动部门，朱敬伦没有提出过口号，可是工部却用各种方式方法宣传工业，比如发行了官方报纸《工部报》，介绍各种工业部门，从庞大的钢铁工业到纺织工业分门别类。任何宣传，哪怕是法西斯的愚民宣传，都要树立一个光大的旗号，工部的旗号是富民。
工部不断的宣传，推行工业化，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找到活干，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饱饭。
可是之前的宣传效果并不算好，真正相信这些宣传的，只是那些本身就愿意相信的新派人物，是那些从小接受洋人教育，从小就被灌输西方文明东方野蛮思想的人物。
而正统的士大夫看到的是，工业化摧毁了传统的社会，机器大工厂让家庭作坊无以为继，这哪里是让更多的人找到活干，让更多的人吃上饱饭，这简直是在劫夺更多人的生计吗。
所以没人支持。
但这次北方饥荒，深深刺激了大明士大夫的思想。
之前新派人物们说，不推动工业化，紧靠传统的男耕女织，是不可能养活中国几亿人口的，大明尽管位于南方，但人口还是大大过剩。新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大批大型工厂，让百姓在工厂里大量生产商品，出口到国外，用来交换粮食养活庞大的人口。
保守派们认为这完全是荒谬之言，多子多福是传统思想，历来都把人口繁盛看作是盛世的征召。男耕女织有什么错，千百年来都是如此，男人耕种抚育妻儿赡养双亲，妇人纺织，织布裁衣，足以让大明百姓衣食无忧。建工厂，只不过是破坏风水，嬗变祖制，大逆不道。
这两派的争论，之前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新派借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严禁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但在没有眼见为实的情况下，保守派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可以说双方鸡同鸭讲，谁都不服谁。
但这次饥荒完美的印证了新派的理论，那就是土地真的养不活那么多人了，一个灾荒，就让数以千万计的人陷入死地。
而大明政府押上了一切去救灾的行为，让整个大明深深的卷入了这场饥荒，大明的老百姓虽然不可能饿死，但是生活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粮食翻了一倍以上的情况下，最穷的老百姓其实也就死饿不死，本来能够温饱的一批中产人群也开始挨饿，上层的富人甚至都感觉到了物价的压力。
报纸则不断的将北方饿死人的情况传回来，还附上照片为证，当看到那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情景，看到有的地方，人像猪羊一样，被剥光洗净，倒吊者宰割出售的时候，这时候讲什么礼崩乐坏，讲什么嬗变祖制，都是那么的无力。
此时大明的保守派也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场灾荒发生在大明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
大明政府的救灾行为是有大义支持的，这一点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新派，都达成了一致，新派认可政府的负责任态度，保守派则说这是圣天子行仁政。
所以保守派们相信，如果是大明遭灾的话，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去救灾，可政府能救得过来吗。北方四五省受灾，大明就押上了一切，而且还是无法让所有灾民都活下去。现在大明有南方四省，加上报纸上报道已经攻占的浙江，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如果大明受灾，政府要救则一亿人，恐怕也得很多人饿死。
另外新派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大明之所以能够救灾，而满清完全无能为力，就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已经无法保护亿万百姓了。如果不是大明建了那么多工厂，大明开了那么多口岸，不是大明引进了债券制度，大明也救不了这个灾。
亲眼看到了结果，亲身感受到了后果，又有一系列现实为证，加上对政府开始认可，保守派们的声音开始变弱了，大骂政府的现象消失了。
朱敬伦知道，新派们的理论，已经渐渐的占据了上风，开始影响这个国家和民族了，但守旧派并没有完全心服，他们只是在事实面前遭受了打击而已。
指望顽固派转变态度拥抱未来是不现实的，但是借着这股新风，政府大张旗鼓的改革，却能够将绝大都数人的思想观念扭转过来，并趁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东风，大大的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这些就是朱敬伦决定大张旗鼓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广大老百姓开始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保守派开始丧失对民族思想的控制力，而政府此时引导，不但不会引火烧身，反而会在重塑民族思想的过程中，与老百姓建立高度统一的一致性，一旦将来变革完成，老百姓不会感觉到是政府强行将他们改变，而是会觉得是政府在跟他们一起改变，这种情况下，如何会不信任政府呢？
只是大张旗鼓，那肯定就需要一个旗子，一个口号，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些朱敬伦却早就想好了，他要用这个口号，即团结新派，也照顾老派，将民族思想高度凝聚在一起，以一个紧密的向心力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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