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每年能收回投资额的一成作为固定的租息，这比出租土地耕种要高的多，高到他们可以改一改传统观念的地步了。
可资本家凭什么心甘情愿每年都拿出这么一笔丰厚的利润交给当地宗族作为租金呢，他们自己买地建厂不更划算吗，事实是，他们做不到。
复杂的农村社会，还牵扯到一个地方保护问题，大到土客械斗双方争学额，争土地，小到两个村子争水，都是这种地方保护的体现形势。
一个在乡村没有深厚背景的商人，想在乡绅的地盘上搞经营，不得到这些大家族、大宗族的支持，难如登天。所以这种高昂的租金背后，还有一种向人家买准入资格的味道，甚至说不好听点叫保护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宗族会以祠堂的名义要求“凡我族人皆当任保护之责，则宾主相安，利赖无穷矣。厚本堂启。”
这种保护费还不仅仅体现在高昂的租金上，还有其他地方保护主义存在，调查还点出，在有些地方“地方豪绅，宗族长老，对丝厂选地必昂其租；迨建成后，有说其烟囱有碍风水，施以勒索；对丝厂所有蚕蛹要由当地包销，……等等。”
有的地方豪强乡绅，用高昂的价格出租土地或工厂给商人之后，还不满足，还要继续勒索，目的是对丝厂的蚕蛹进行包销，这跟后世国家修铁路、公路等工程经过某些村庄，就必须雇佣当地的村长或者书记做工头，工程才能顺利进行下去是一个道理。
除了租金、包销蚕茧等项目外，地方豪强的盘剥手段还包括向工厂征收捐税。有些丝厂经营者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捐款，如桑捐、茧捐、蛹捐、过节捐等；土豪向缫丝厂收取保护费，每个水盆每年十元；丝厂经营者在其他地方收购蚕茧、招募工人时也会被迫交纳一定的保护费；土豪还在桑市和蚕市上征收服务费，用这笔收入资助地方公局。
这种暗含黑帮性质的勒索包销等现象，显然对工商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现在大明使用机器取代手工作业后的巨大效率提升，还能满足这些层层剥夺的利益体，可一旦效率红利吃完，这些乡村工业将无以为继。
但这些勒索性质的现象，却都是因为乡村自治的传统习惯使然，朱敬伦跟这种习惯已经斗过多次了，每次都会流血，过后依然如故。修铁路如此，办教育如此。所以他不打算在目前工业发展不错的时候，动这些宗族的利益。老实说乡村自治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对乡村宗族自己的保护就很有力。从陕西传回来的消息称，陕甘回乱让富饶的关中平原遍地荒芜，只有少数豪强得以保存，在面对以严密的宗教组织起来的回人，当地只有以宗法制度组织起来的大宗族才能生存，那些杂姓村子，早在第一波种族屠杀中就被清洗了。
大乱之后，关中平原留下了一个个诸如，“张家堡”，“周家堡子”之类的村庄名称，显然他们都是以军事性质的土堡为保护才残存下来的村子，而这样的土堡绝不是个人能够支撑起来的，必然是一个个大宗族的集体行为。
当然乡村有这些不好的现象，也有一些朱敬伦比较能够接受的现象。
比如有些宗族为了保证机器缫丝业的利益，乡绅开始纵容之前不能容忍的某些离经叛道行为。比如开始放任甚至鼓励自梳女群体的壮大，以保证机器缫丝业能够得到足够的女工，持续发展。
所谓自梳女是广東地区一种特有的现象，很多女孩子不愿意结婚，主要是出于对未来家庭生活的恐惧，担心受到丈夫、婆家的欺负，于是将头发梳起来，宣布成为自梳女，一辈子不出门，也有自梳女自己形成某些义堂称之为姐妹会，一群丁克女子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并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本来这种现象是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相违背的，结果为了利益，有的为了家族的丝厂有源源不断的女工，有的贪图女工们不断给家庭带来的收入，开始觉得女儿不出嫁也不是什么坏事了。
于是有些宗族不但默认族中女性当自梳女，甚至开始鼓励她们，“观念上的障碍一旦被克服，有的宗族甚至建设姑婆屋，出租给姐妹会成员居住；修筑贞女祠，以供奉那些未结婚的宗族成员的神牌。”
为了女工的工资，修建贞女祠，用传统道德忽悠女工不嫁人，这种为了利益滥用道德话语权的行为，朱敬伦是极为鄙视的，但他受触动的是，在现代工业带来的利益冲击下，传统道德和观念，竟然能够从如此深度进行转变，这让他开始相信工业革命的力量，是能够扭转中国最顽固的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当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适应工业化后诞生出来的新的文化，那才是真正的工业时代的中国文化，是不会像后世那样，强行嫁接了太多西方的现代文化，而跟整个社会格格不入，思想冲突总是不断爆发的。
朱敬伦之所以默认了乡村自治对商人的勒索性租金、捐税等陋习，也是相信市场本身的力量，最终会扭转这种现象，从长期来看，商业是流动的，他们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忍受这种不太合理的勒索，一旦他们觉得不合理了，他们自然会退出，自然博弈之下，自然是那些行为方式更自律的宗族能持续的得到工商业的利益，不管是自己开办工业也好，向商人收取合理的租金也罢，竞争博弈的最后，肯定会出现最有效率的利益集团占据绝大部分份额。
朱敬伦不打算干涉这种博弈的过程，因为这是乡村自治自我调整的一部分。
工业革命是一种革命，工业的利益冲击下，各阶层不断的转变自己的观念来适应工业时代的发展，连最传统的乡村社会观念都在改变，那些旧时代的富商没道理不改变，他们才是最有实力的一群人。
所以明治维新三十年后，旧富豪转向新产业的现象，在大明也出现了。
过去经营传统土布的，开始常识买机器办工厂，生产机织布。过去经营粮油生意的，开始买机器开榨油厂。
而旧时代的富豪们，也开始把银子从地窖里挖出来，投入了新兴产业，有不少山西的土财主，向当地官府申请在山西挖煤矿，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大明，则有一批十三行时代发财的，已经转型为耕读传家的商人家族，悄然再次投入了工商业，这是一股超乎寻常的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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