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能看到很多商人的商业活动。
1988年，在北方民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领导。
资本开始苏醒。
因此，1988年也可以被看成是特殊一个年份：
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意识的，它们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饥饿，而在此之后，对资产的追求成为了新的主题。
那些先觉者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他们思考企业的归属与命运。
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些先觉者最终因为超前的远见得到回报，而那些回避或没有思及这一问题的创业者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产权意识的苏醒，意味着从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资本人格上的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尽管在事实上，它只体现在若干个先觉的企业家身上，不过，其本质上的意义却是十分的鲜明。
但在现在要注册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没有别的选择。
有不少人为了图便利，便顺便挂靠一些国营或集体企业，日后引发的很多产权纠纷便因此而生。
深圳与香港的工厂并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但京城合资的联想却暗藏危机。
这个月某一天的下午，正在九龙街头匆匆行走的香港商人吕谭平接到BJ联想总经理柳川志打来的一个电话：
“吕先生，你考虑一下，咱们两家可以合作办一个公司，将饼做大。”
吕谭平是一个电脑代理商，他的香港导远电脑有限公司在业界名不见经传。
三年前，他跟联想开始做一些代理生意。
柳川志决定去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是联想业务发展的必要一步。
他选中替代IBM微机的AST微机便是由一家香港电脑公司生产的，新创办的香港联想公司将代理京城联想的所有进口业务。
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一个代理中间商，又是一个重要的利益变压器。
柳川志分别选中两家合作者，一家是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选中它的公开原因是“这家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
而不为人知的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柳川志的父亲，另一家就是吕谭平的香港导远公司。
根据协定，BJ联想、中技转和导远各出资30万元港币，均分股份，总经理由吕谭平出任，公司所需要的流动资金由中技转解决。
柳川志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联想是中科院计算所与盛世的合资企业。
他尚没有变动资本性质的胆量和方式，不过在新办子公司的时候，他想到引进私人合资者的办法。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这一直是很多国有企业在悄悄尝试的办法：
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的方式，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母公司的资本改造。
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公开的或灰色的资本组合都可能出现，而吕谭平式人物便成这个游戏中非常微妙而关键的自然人。
除了这个操作方式，柳川志也在图谋从盛世手中将联想给买下来。
他无法容忍连名字都要别人授权，而且他更想带着这家公司走向国际市场，所以贸工技和技工贸的矛盾也越发明显。
苏辰并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些年也从联想身上分下不少钱，如果柳川志想要分家，他倒也无所谓。
合资始终不是出路，要么就是他把对方另一半股权买下，要么就是把手上的股权给卖出去。
苏辰在其中一份报纸上，发现上面有个人名很显眼，叫马胜利。
从1987年11月到今年1月，马胜利“晓行夜不宿”，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对27家造纸厂进行承包。
而今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锣鼓喧天中成立，京城的轻工部部长和HEB省高官一起参加成立大会。
现在国营企业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所以催生出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承包，就像是农村的承包制一样。
SJZ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因为承包并盘活一家工厂，被人称为‘一包就灵’。
马胜利马不停蹄地奔波全国，他每到一地，都成为当地的头条新闻，他的承包成为一场颇具仪式感的改革演出。
从政府到企业，从媒体到工人，人人都急切地渴望改变现在的艰难状况，马胜利似乎成了一根神奇的救命稻草。
一次次地演讲，一个个地承包，一场场地签约，归到他旗下的企业已达数十家。
它们都是一些规模不大、效益亏损的中小造纸厂，马胜利在没有做任何调研和评估的情况下将之统统收入帐下。
可能所有人都不知道，距离马氏神话的破灭也就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放下报纸，苏辰没有再关注这些事情，如果他现在没有积累那么多的财富，再过一段时间，倒是有一个暴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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