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甸神情沮丧，却并不死心，追问辩护律师道：“如果争取庭外和解，怡和行开出什么条件？”
律师对道：“中国人一向都有息讼的思想。暨南军政府虽然引进了西方法律，却同样主张减少诉讼，争取庭外和解。因此，如果我们争取庭外和解，很可能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律师还没说完，就被渣甸粗暴地打断了：“法院会支持我们吗？伍崇曜是杨烜的岳父，又是军政府的座上宾。法院是巴结伍崇曜还来不及呢，还会支持我们吗？”
律师是英国人，也是一名法律专家。当初渣甸找他代理案件，态度甚是诚恳。眼下代理案件不顺，律师也受到渣甸的轻视。他感到一丝不悦，淡淡地说道：
“渣甸先生，暨南军政府与满清官府不同。上至大理院，下至商馆法院，都独立于各级军政府。因此，商馆法院并不听命于广州当局。
“从前面一系列案件来看，商馆法院的法官相当专业，对法律相当熟悉，足以做出专业、公正的判决。我们与怡和行打官司，理应相信商馆法院。”
阿礼国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他刚来广州，见过太多出乎意料的事情。律师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他是个不谙世事的书呆子？还是他已被伍家收买？
不过，从刚才旁观庭审情况看，阿礼国也能断定，怡和洋行理屈，迟早都要败诉。于是，他问律师道：
“如果争取庭外和解，条件是什么？”
律师对道：“怡和行的诉讼请求有三个。一、渣甸先生要代表怡和洋行当面向伍崇曜赔礼道歉。二、怡和洋行要在《民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三、怡和洋行要向怡和行赔偿五万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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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争取庭外和解，渣甸先生无需当面向伍崇曜赔礼道歉，但赔偿金要增加到十万银元。”
怡和洋行刚刚成立时，曾与怡和行有过短暂的蜜月期。那时候，人们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伍家也对怡和洋行盗用怡和行牌子缺乏警惕。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怡和行与怡和洋行的矛盾急剧激化。
怡和行大股东渣甸意图挑起战争，想通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他甚至跑回英国，在伦敦散播流言，煽动伦敦市民的民族情绪，最终迫使议会对华宣战。
而伍家，则在当时受尽屈辱。伍崇曜的父亲伍秉鉴为十三行首，为官府所逼，向洋人索要鸦片。为了恳求洋人交出鸦片，伍秉鉴甚至跪在商馆大街上。
之后，怡和行与怡和洋行仍然进行商业上的往来，但彼此之间的裂隙却越来越大。
阿礼国暗中盘算，怡和洋行财大气粗，增加五万银元赔偿金也算不了什么。
渣甸一向傲慢，只要不让他当面向伍崇曜赔礼道歉，多花五万银元倒也可以接受。只是，他始终咽不下这口气，又在阿礼国身上打起了主意，说道：
“领事先生，上海那边都有会审公廨。但凡涉及洋人的案件，都有外交官参与审案。您来广州担任领事，理应参与本案，为我们英国侨民作主。”
阿礼国知道此案必败，并不想趟这摊浑水，便笑道：
“渣甸先生此言差矣。上海那边有会审公廨，是因为上海有租界，因为上海地方官不懂西方法律。广州没有租界，又引进了西方法律，我又是刚来的，怎么参与本案呢？
“依我看，渣甸先生既要在广州做生意，就得遵守广州的法律。先生不妨先看法院如何判决，或与原告私下和解。若判决不公，和解不成，本领事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渣甸大失所望。一会儿是怡和行，一会儿是怡和洋行，连他自己都感到厌烦了。
律师、领事都态度消极，渣甸也只好悻悻地离开了商馆法院。
阿礼国并未离开法院。按照法院公示的日程安排，下午还有一起涉外案件，同样涉及到英国侨民。阿礼国决定留在法院，继续观摩军政府的司法状况。
法院外很热闹，书店、饭店、牙房应有尽有。阿礼国与随从在饭店里用过午餐，又在书店买了一套《军政府法律汇编》，一边浏览法律，等待法官开庭。
下午这起案件，情况就要复杂多了。
1845年，大英轮船公司职员约翰.柯拜（苏格兰人）受公司派遣，任公司驻黄埔的代表，负责在黄埔监修公司船只。
柯拜来到黄埔长洲岛后，从当地华人手里租了几个泥船坞，雇用一批中国人修船。事业极为顺利，柯拜本人也摇身一变，从公司监修变成了工业资本家。
为了扩大经营，他将船坞扩建为石船坞，后世称之为“柯拜船坞”。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第一个船坞，也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开端。
柯拜船坞引进了全套英国造船设备，不仅可以修船，也可以建造蒸汽船，雇员一度达到数百人。
1850年，广州人在反对英国人入城的斗争中取得胜利。1850年底，两广总督叶名琛决定裁撤团练。被裁撤的游兵散勇无路可去，也趁机洗劫柯拜船坞，掳走了柯拜本人，后来不知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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