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其实是在违规操作，按照宋朝军事制度，武将定期轮换，作战时凭符节领兵上阵，故而有宋朝“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现象。然而互不认识就没有心理负担，就像我们今天上班如果领导每个月换一茬那我们肯定就是每天都划水摸鱼，反正领导也待不久。范仲淹非常清楚这种现象带来的危害，但他是带着打赢西夏的使命来的，规矩约束普通人那是规矩，规矩在大佬面前形同虚设，范仲淹就这么干了，而且效果不错，在他的麾下逐渐涌现出若干杰出将领，包括后来远征交址的郭逵、西夏的老对手种世衡和名将狄青。
只不过当时，将军们还稍稚嫩。
整顿完部队之后，范仲淹开始实施他的军事计划：修筑堡垒，一步一步蚕食西夏，蚕食到西夏撑不下去主动投降。
范仲淹派种世衡在延州城北二百里宋夏两国边境线上凿石取水筑城，造了一座堡垒叫青涧城，距离西夏核心州银州、夏州都非常近，筑城期间夏军屡次来进攻都被宋军打了回去，青涧城建好之后夏军不敢轻易进攻延州，恨得咬牙切齿，李元昊活动区域更是大受限制。
韩琦的与范仲淹的军事思想不一样，主张速战速决，避免持久战拖垮国家经济，集中兵力一次性干掉西夏。
两位大佬各执己见，各自练兵整备军务，让领导夏竦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韩琦和范仲淹这两位大佬，他控制不住。
宋朝一贯的作风是文官挂帅出任地方军事一把手，夏竦是陕西经略招讨使，整个陕西的军政一把手，但韩琦和范仲淹都各自有一套成熟的对夏政策，夏竦支持这个，那个不同意，支持那个，这个不同意。
夏竦怂了，只好派人向中央禀报，听朝廷决断。
其实韩范两人主张各有道理，贯彻谁的思想都不见得有错，但作为国家军事行动，必须有绝对统一的行动方针。夏竦的汇报到了中央，不久传来回复，朝廷指示泾原路、环庆路两路兵马组织进攻，范仲淹的鄜延路仍然筑堡招降。
其实中央出现这种决策也不奇怪，当时中央的首相是吕夷简先生，有这位先生在，跟没这位先生在，感觉也没什么区别。
接下来的仗其实不用打，只要打，宋军肯定败。
李元昊不会给宋军犹豫的时间，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二月，西夏号称十万大军进攻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韩琦派任福率泾原、环庆两路宋军约两万人迎战，兵力悬殊太大，韩琦知道不能硬拼，暂时只要能打退夏军就行。特意交代任福从怀远城后方沿着宋军堡垒行军，观察夏军形势，夏军此次声势浩大不易战胜，可以在夏军回军路上设伏，一定不要轻敌冒进。
二月初十任福率军出发，到了怀远城附近正好遇上一队宋军当地守军迎战夏军，还没等任福大军赶到这股夏军就溃不成军跑了，丢下一地粮草辎重。看到夏军跑了，任福的先锋桑怿策马便追，任福一看也跟着上头追了起来，宋军全军跟上一起，一直追到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六盘山西），天色已晚，任福和桑怿追的太快太远就在好水川直接驻扎，后面两位都监（此处都监属于宋朝掌管边防军事的官职，与皇宫中负责某个部门的宦官所任“都监”不同）朱观、武英率后队在南侧五里外的龙洛川驻扎。
第二天一早，宋军继续沿着好水川深入追击，任福没有等朱观、武英的后队前来会合，而是继续保持高速前进。追到羊牧隆城（今宁夏隆德县西北），先锋部队发现一批泥封的银盒子，里面有跳跃响动声，桑怿不敢打开，等到任福过来，任福没怎么担心，让人直接打开所有盒子，结果一打开盒子，原来全是带着哨子的白鸽，白鸽一出盒子四散飞走，一时间遮天蔽日，风吹动哨子哗啦啦作响，如同诡异的铃铛。
李元昊导演倾情奉献的这场恐怖片，正式上演。
夏军从好水川东侧的六盘山上冲锋而至，宋军还来不及列阵，猝然迎战，被夏军的骑兵分割包夹成好几块，但宋军也是骑兵为主，回过神之后开始反击，双方从清早厮杀到中午，眼看着夏军源源不断的扑上来，宋军渐渐不支，且战且退往山上退，想接着山势俯攻夏军挽回败局。
宋军还没上到山上，夏军阵中突然竖起一面高达两丈的旗子，旗子向左挥，山头左侧冲出一队精锐骑兵；旗子向右挥，山头右侧冲出一队精锐骑兵。宋军还没来得及上山，就被两队精兵冲下山来，夏军借着山势彻底冲垮了宋军的阵营，这场战斗终于演化成了一边倒的屠杀。
桑怿战死，任福左突右冲，身上被射中了十多枝箭就像刺猬一样，身边亲军护卫劝任福趁机逃跑，任福说，我是主将，如今兵败只有以死殉国。说罢接着战斗，自己的坐骑三次被夏军射死，然后三次换马再战，先后被夏军刺中脸颊喉咙，最终战死，儿子任怀亮也一起战死。
任福主力全军覆没，李元昊率军扑向朱观、武英的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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