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对海外的政策，完全没有任何仁慈可言，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种状态，因为按照儒家的正确而言，应该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这个正确，其实在北宋就建立了。
北宋年间，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病逝，继位的哲宗年仅十岁，皇太后临朝称制，主少国疑之下，王安石还要坚持变法，皇太后启用了司马光。
司马光回到朝廷，立刻废除了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甚至连元佑北伐收复的土地，原封不动的还给了西夏。
宁愿弃地，也要搞政斗，就是典型的为了斗而斗，司马光把地还了，直接咽气，一命呜呼。
自那之后，宣德化而柔远人，就成为了一种正确，这种正确，在崖山之后，彻底消失不见，一直到明英宗天顺年间，再次成为了正确。
朱祁镇被瓦剌人俘虏后，大明击退了也先，从瓦剌人手里要回了朱祁镇，朱祁镇在南宫住了七年，在景泰八年发动了夺门之变，重新登基。
这个时候，朱祁镇迫切的需要一个合适的说法，来解释土木堡天变，否则他的复辟，就缺乏了足够的合法性。
而不宣德化、不柔远人，就成为了一种错误，说是正统十四年，也先遣使朝贡，王振以使团实际人数给赏钱，不足以前的五分之一，引起了瓦剌人震怒南下，才有了土木堡之变。
这种解释，即便是在天顺年间，都站不住脚。
土木堡的幸存者，大学士李贤，在奏疏里直接阴阳怪气，把当初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钦天监正彭德清等人阻拦皇帝亲征的事实写了出来。
打仗的国公、主抓军事的兵部，连钦天监都借着天人感应，拦着明英宗，理由都是一致的：
皇上宗庙社稷之主，诚不可不自重，主上系宗社安危，岂可轻进，倘有疏虞，恐陷天子于草莽。
朱祁镇想要把土木堡之变的罪责，归咎到‘惠’的不够多，而李贤作为朱祁镇的首辅、内阁大学士，不认为是‘惠’的不够多，是他朱祁镇不听大臣劝告阻拦。
打仗绝不是儿戏，是一件非常严肃，需要慎重再慎重的国朝大事，直接把腹心露给对手，让将士们怎么打仗？
当然，也不是不能把腹心露给对手，比如成祖文皇帝五次亲征，只要出塞，草原人立刻远遁千里，要是有文皇帝那种威震天下的武功，这么做，当然没问题，还没开战，对手就吓的士气全无，自然战无不胜。
可你朱祁镇是文皇帝那样的马上皇帝吗？
也先也不强，瓦剌人在京师碰的满头是包，代宗朱祁钰能打赢，你朱祁镇打不赢，你不问问自己的原因，却要归咎到因为‘惠’的不够多，致使远人来犯？
这种说法糊弄鬼，鬼都要骂鬼话连篇！
李贤当然没有直接骂朱祁镇，而是骂了朱祁镇身边的大珰王振，在大明，骂太监其实骂的是皇帝。
李贤能拦得住一时，但朝廷需要解释朱祁镇复辟的合法性，最终‘惠’的不够多，成为了政治正确，最终柔远人，在孝宗朝抵达了巅峰。
弘治年间大惠特惠，结果导致小王子达延汗的势力，发展到了恐怖的六个万户的地步，就连俺答汗发展到巅峰的时候，手下一共就四个万户，而达延汗足足有六个。
弘治十八年，孝宗一命呜呼，年仅十四岁的武宗登基，仅仅在孝宗死后十天，大明兵败虞台岭之战。
十天，孝宗死的消息还传不到草原上，这证明了，你惠的多与少，都不耽误草原犯边。
虞台岭之战，一场很少有人提及的战役，朱翊钧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戚继光这位帝师讲武的时候讲到了，此战也被戚继光称之为：己巳（土木堡）之变未有如此之耻。
这是柔远人政策破产的开端，朝廷惠了草原那么多年，从天顺年间一直惠到了弘治十八年，惠了如此的结果，戚继光非常不客气的说，小王子达延汗这个狼崽子，就是大明亲自养大的。
自那之后，柔远人的正确，开始走下坡路。
但大明在虞台岭之战后，也走了歪路，这个歪路，就是明武宗的战士路线，也就是营兵精锐路线。
就是人为刻意的制造一个脱离农业生产的战士阶级，战争完全依赖于精锐的战士阶级，而脱产的战士阶级，需要依赖更加庞大的佃农阶级供养，这就导致了大量资源需要分配给战士阶级，就是养出了一群骄兵。
这群骄兵，配合明武宗打赢了应州之战，但社会负担严重加剧。
戚继光之所以认为这个脱离工农的战士路线，是个错误，主要是因为大明朝廷太穷了，根本养不起这样的骄兵，你要是足够的富裕，这么养完全没有问题。
万历振武的路线，表面看是以京营为代表的战士精锐路线，但其实实际上，走的还是秦汉的总体战思路。
京营锐卒、水师军兵，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非完全脱离工农，而退役后，也要进入工兵团营，组织工兵进行建设生产，到地方去，维护一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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