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境（续）
杨侗，一生都被当作棋子和傀儡的年轻人。
可怜的他，在主动选择放弃生命、拥抱死亡的过程中，意外地触及了权力与信仰最深层、最悖论的根源。
彻底的无力与牺牲，有时反而能孕育出最纯粹、最撼动人心的神性。
他无法给予任何人物质上的帮助，无法赏赐一粒米、一寸布，但他那自愿的、公开的、缓慢而坚定的死亡过程，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强大的象征。
他象征着牺牲，象征着赎罪，象征着在无边黑暗中，依然有人愿意为“希望”本身，燃尽最后的生命。
他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无能的统治者，而是一个抽象的精神符号，一个所有身处绝境之人共同的情感寄托和心灵慰藉。
最终，在一个冰雪消融、桃花勉强吐出些许蓓蕾的春日，杨侗悄无声息地停止了呼吸。
他饿死了，面容枯槁，却异常安详，甚至带着一丝解脱般的微笑。
消息传出，全城悲恸。
人们自发地聚集起来，哭声震天，他们尊称他为“绝食圣君”。
他的尸体被小心翼翼地用仅存的香料和干净布匹包裹，供奉在凌烟阁内，奇异的是，在春日渐暖的气候里，他的尸身并未腐烂，依旧保持着临终前那枯槁却宁静的形态，这更被民众视为“圣迹”的证明。
后来，当城破之日，大隋正统皇帝杨侑在杨子灿和文武百官的簇拥下，重返大兴城。
面对这座满目疮痍、尸臭未散的城市，以及那个被民众供奉起来的“伪帝”遗体，杨侑本能地感到厌恶和威胁，欲下令将其焚毁，以正视听，消除伪朝余孽的影响。
然而，随军而来的、名义上已归附大隋朝的东突厥某部可汗（实为粟末地协调安排，以示东突厥对新皇帝的臣服），在杨子灿的默许下也入了城。
这位可汗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来到了凌烟阁，看到了杨侗的遗容。
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位以勇悍着称的草原首领，凝视着那张平静而稚嫩的脸庞许久，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以手抚胸，用生硬的汉语，失声痛哭起来。
他对着面露不解甚至不悦的杨侑和神色平静的杨子灿说道：
“尊贵的皇帝陛下，伟大的神使……我，草原上的狼，不懂你们中原那么多道理。”
“但我敬重勇士！我非敬伪隋，亦非敬延兴，乃敬这不食之君！”
“草原上的狼，也敬仰那些为了保护狼群、自愿走向猎人的陷阱，或者独自面对风雪等待死亡的孤狼！”
“他……他比我们所有人都勇敢！”
杨子灿默然良久，他看着杨侗的遗体，又看了看周围那些虽然畏惧、但眼神中依然带着悲痛与崇敬的幸存百姓。
他挥了挥手，阻止了准备执行命令的士兵。
“以公爵之礼，择地安葬吧。”
他最终下令道，“他未曾害人，只是……选择了一种方式结束。”
一个被所有人控制、利用、视为无物的傀儡，在死后，反而成了唯一被几乎所有阶层，甚至包括文化迥异的“敌人”，共同铭记和信仰的“神”。
他的存在，以其极致的空洞，承载了极致的丰饶；以其彻底的无力，展现了终极的力量。
这，无疑是对权力本质最深刻的讽刺与诠释。
第四镜
就在“人肉议会”进行着血肉的算术，“鬼谷夺舍”进行着意识的殖民，“神圣绝食”凝聚着信仰的微光的同时，一种更加根本、更加彻底、直指“存在”本身的崩溃，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大兴城的最后根基。
这种崩溃，并非源于物质或精神的某种特定压力，而是当维持一个社会存在的所有支柱——物质保障、信任纽带、秩序框架、乃至对现实的基本认知——都相继崩塌后，所引发的集体性心理防御机制的全面瓦解和认知功能的系统性衰竭。
可以称之为，“存在的消解”或“历史自我删除”现象。
随着饥饿的持续，信任的彻底破产（连“盟友”都可能随时把你变成食物），秩序的完全消失（法律、道德皆成空文），以及“鬼谷夺舍”带来的认知混乱，一种奇异的“现实感剥离”或“历史脱落”现象开始在城市各处出现。
李世民在“人肉议会”中上位，手上沾满了兄弟的鲜血，暂时掌握了更多的生存资源。
然而，在某日清晨，他从短暂的、充满噩梦的睡眠中醒来，看着铜镜中自己那憔悴、阴鸷而陌生的面容，突然陷入了一种深沉的茫然。
他转头问侍立在旁、同样瘦削的尉迟恭：
“敬德……我们……我们当初为何要留在太原？又为何要来到这大兴城？我记得……阿爹是太原留守，我们……我们是不是在抵抗朝廷？”
他忘记了前往东突厥结盟时的踌躇满志，忘记了晋阳起兵时的天下雄心，忘记了逐鹿中原时的波澜壮阔，甚至……对刚刚发生的、血淋淋的兄弟相残，记忆也变得模糊而扭曲，只剩下一种朦胧的负罪感和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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