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年纪……”袁宗第又是一声轻语。
“皇上在西安就纳了贵妃了，制将军遇到他时他十六岁，少年老成，看上去像二十岁也不是不可能。”巩焴再次做出了断言，他目光一转落在了李来亨身上：“那么他就是少主的小堂叔。这没什么，我们大顺不是有定武旧例吗？只是邓名他不知道罢了，生怕一吐露实情就是兄弟反目成仇。”
韩主定武，包括清廷在内很多人都认为这不过是文安之用来鼓舞人心的一个策略而已，只有极少数的夔东核心人员，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没有异议，”李来亨当即表态：“如果真是我的小堂叔，我愿意遵守定武旧例，如有异心，天打雷劈。”
“好，接下来就要看他是不是皇上之后。这次的书院之争，也可以帮我们瞧得明白一些。如果邓名不是皇上之后，他肯定不会支持我们插手书院与那些拥护明廷的人唱对台戏吧？”
……
巩焴主持的闯营万县密谋瞒过了奉节的文安之，后者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到了四川。
而身处漩涡中心的邓名，更是对此事一无所知。这个时候他正和刚刚返回四川的李星汉、任堂等人在峨眉山，一边讨论着此次远征东南的过程，一边欣赏着峨眉的俊秀。
“峨眉天下秀，果然是名不虚传，可惜我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啊。下次再来吧，下次一定要挑个春暖花开的时候。”邓名不知道成都已经是暗流涌动，闯营众将和江南士人都蓄势待发：“我得马上赶回都府。这次的帝国议会上，估计大家会要我们再次出兵东南，援助山东、广东的义军了。”
四川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为了保证新移入人口的就业，保证政府的收支平衡和各个阶层的利益，四川必须要不停地继续发动对外战争，保护和赢得商业利润，通过军费赔偿等手段从清军控制区获得资源和资金。
这种压力甚至给邓名、赵天霸、任堂、穆谭这样的高官以骑虎难下之感。刘晋戈、袁象、熊兰等人也都和邓名说过，他们不敢想象遇到严重挫折的后果。不过这些人也以年轻人特有的乐观来看待这个问题，赵天霸在四川高级官员的内部会议上声称：既然已经是骑虎难下，那就不要再想跳下虎背慢慢来、稳步走了，就骑在虎背上跑下去吧，直到赢得天下或是摔得粉身碎骨——这个发言引起了普遍的共鸣，刘晋戈、袁象、熊兰还有军方的高级军官人人喊好。
“这事毫无疑问。”任堂闻言想也不想地说道：“都府、叙州都尝到了甜头，食髓知味怎么肯罢手？不过这次他们事先大概会商量好如何分配战果。”
“红利按照投资的比例分配，我想不出比这更合理的分配模式了。”邓名甚至有种感觉，那就是川西集团对战争的态度就像是瘾君子对毒品的依赖一样，发作的间隔越来越短，而且也越来越难以满足。康熙二年的元旦，重庆。
现在重庆城外的水道很可能是东亚地区最繁忙的水道，来往于叙州——重庆、成都——重庆的船只不绝于道，还有大量过路的船只驶过。即使是新年在即，勤劳的川西人也没有都停止工作回家过年，很多人选择稍微晚几天再回去和家人团聚，只要这些勤苦能够换回足够的报酬他们就心甘情愿。
重庆的甘陕绿营当然也不会让川西人专美于前，以往春节前士兵们就能休息了，但今年不行，昨天大部分士兵就一直工作到太阳落山才被从翡翠加工营里放出来。今天重庆众将很勉强地给士兵们放了一天假，但从明天开始就要恢复工作。
进入十月以来，重庆众将对翡翠加工的兴致越来越高，这主要是因为后方市场的积极反馈。十余年的战乱让珠宝加工行业陷入停顿，很多珠宝行都倒闭，余下的也是在苦苦支撑。战争一天不停止，各地的交通工具就会被大量征做军用，也不会有人积极从事玉石的开采工作，就不可能有大量的珠宝进入奢侈品市场。同时战争还让老百姓变得更贫穷，珠宝价格居高不下，可是社会平均的富裕程度却在下降，这种矛盾就注定了奢侈品市场的不景气。
邓名在天下未定的时候不努力生产粮食而是出售珠宝换钱，这当然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一份；而重庆清军既打不过川军、也没有被对方立刻消灭，被生活所迫，不得不与敌人联合起来生产珠宝，这同样是没有先例的。这样邓名和高明瞻集团就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清廷后方的珠宝行都热情地欢迎翡翠这种新型珠宝进入市场，它价格相对便宜能够被消费者接受，在其他货源都枯竭的情况下，是一种很好的行业替代品，不少珠宝商人都将其视为救命稻草；重庆的产品加工粗陋也没什么关系，珠宝商人自己可以进一步加工——以前他们是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这种廉价的石头上的。但现在整个行业已经经历了十余年的衰退，工匠的报酬变得非常低廉，即使是那些资深的老师傅，为了能有一口饭吃，也不会觉得加工这种石头是对自己手艺的一种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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