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古代的政治体制中，皇帝一直都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在秦朝以后，皇帝也一直在驾驭着古代官僚帝国的政治运作。皇帝的出现与地位的确立，代表着古代的制度向新的方向发展。除了皇帝之外，在这样的制度中，又出现了权力的主要执行者，那就是宰相。它是与皇帝不同的权力中心的代表，他们共同组成了国家的政体和权力结构。
纵观华夏一千多年历史，以宰相为核心的中枢机构演变史，就是君权和相权互相摩擦和争斗的历史。
君主与宰相在这样的权力机构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存在价值，虽然君主与宰相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一个统一的存在，可是在具体的机构运行过程中，在具体的制度的制度变化里面，双方对权力的争夺非常激烈。
韩非子曾经曰过，“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这就表明对于臣子的存在，很多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了其对帝王的威胁性，也揭示出君权与相权之间必然是有矛盾的。虽然，宰相的权利来源于天子，依附于君权，跟君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宰相也是具有独立性的，二者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仍然是有斗争的。
对于皇帝来讲，丞相等其他臣子的存在，只是他权力的一个衍生物，然而君主都是猜忌的，对于自己权力的使用也是非常警惕的，于是不可避免的与相权发生极大的争夺。在历朝历代，中央官制的设立和执行上面都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极其被重视的，二者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君主和臣子共同组成了中央官制的核心。在体制最先诞生的时候，这两个要素是互相依存的，也是互相影响的。在最理想的状况下，那就是君主掌握了最高的权力，而臣子只要听从君主的安排，那么就能够维持安稳的秩序，就能够让这个机构运行下去。
皇帝最先设置宰相的目的就是帮助自己管理百官，分担自己的事务。这样安排的实质就是皇帝希望所有的权利还是攥在自己的手里，而宰相只是自己手里的一个工具。然而，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英明如秦始皇，贤能如唐太宗，仍然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事务。
前明时期，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废除胡惟庸之后，因为没有宰相帮助自己处理政务，每天处理的奏折高达两百多份，处理的国事四百多件，以至于老朱天天加班996，日日白加黑，根本忙不过来。
为此，老朱还抱怨写了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
没奈何，老朱设立了殿阁大学士以为参政顾问，帮助自己处理繁杂的政务，这也成为大明内阁制度的雏形。
后来，内阁首辅逐渐成为了拥有实权的宰相，但它的权力是由皇帝所赋予的，又是由内阁制度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又制约和规范君权。
齐国的中央权力机构设置，既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君相并立、彼此制约的架构，也不同于前明时期君权独大（当然，后期随着内阁权力的增长，逐渐开始制约皇权）、相权势弱的模式，而是有些四不像，或者说是各种权力制衡制度的糅合。
内阁总理的提名不在皇帝，而是由敕令院（立法机构）和元老院（由最早的登州元老院转化而成，现目前主要为皇室成员、退职的政府高层官员、军方退休将领，以及社会名望人士组成）选出来的，然后再由皇帝任命。
内阁总理获得皇帝的认可和任命后，再行组建内阁政府，制定相关执政方针和路线，然后在规定的任期内，对整个帝国实施有效治理。
当然，若是敕令院和元老院选出来的某个内阁总理候选人不为皇帝所认可，皇帝是可以拒绝任命，并要求两院重新选举，直到有符合皇帝心意的人选被提交，最后才能顺利组建内阁政府。
当年太祖皇帝为了避免后世子孙太过任性，任人唯亲，肆意否决两院的选举结果，曾对皇帝的提名否决次数做了限制，最多只能拒绝五次候选总理人选的提名，并将此规定载入帝国大诰宪章（即宪法）。
要不然，内阁总理迟迟不得任命，必然会造成中央政府停摆，让帝国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机当中。
若是第五次选出的总理人选依旧不为皇帝所喜，那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然后在内阁任期内，寻它的错处，发布紧急敕令，解散或者勒令内阁辞职，任命一名临时总理，组建临时内阁政府。
不过，这样的话，就完全打破了国家政权架构的政治平衡，会显得皇帝有些不要脸了，也会得罪整个帝国官僚阶层，多半会遭到国内众多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从而动摇帝国的统治基础。
齐国建国九十多年来，尚未发生这种掀桌子的事情，除了几任皇帝“守规矩”、“讲政治”外，还有就帝国的国势始终处于上升期，使得政局较为稳定，皇权和相权也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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