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总得看来，皇帝的权力在帝国的政治架构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远不如前明时期那般具有较大的约束力，帝国权力的平衡，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自我约束。
万一遇到那种“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混不吝皇帝，丝毫不顾忌任何政治规矩，那必然会成为帝国最大的灾难。
当然，齐国的内阁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层面，尚不至于为了帝国的千秋万代而生出废黜皇室的念头。
但是，内阁对于约束皇权、控制皇权、削弱皇权的念头，却一直都是存在的。
昔年，太祖、太宗时期，尚处于建国初期，皇帝威权甚重，内阁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的份，自然不敢生出扩大内阁权力的想法。
待太祖和太宗两任皇帝先后故去后，泰平帝继位，由于性格温和，处事明断，愿意放权于内阁，使得内阁政府获得了不少主动权。
泰平十四年（1716年），秦国夷州凤山惨案发生，皇帝陛下试图要对秦国实施武力威胁，遭到内阁的一致反对，以政府不配合的态度终使泰平帝改变主意，转而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齐秦危机。
这是齐国内阁政府首次以集体的力量迫使皇帝不得不做出妥协退让，标志着相权已经隐隐有了对抗皇权的能力。
就在内阁政府准备以“随风潜入夜”的方式，慢慢侵蚀和约束皇权之际，帝国皇室突发变故，待机四十多年的太子意外殒命，迫使泰平帝不得不扶立仅为弱冠之龄的皇太孙为继承人。
随后，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帝继位。
因为新君执政经验欠缺，必须依赖泰平帝任命的几位“托孤大臣”倾力辅佐，方能确保帝国政局的平稳运转，这就使得整个帝国的权力中心不可避免地开始向内阁逐渐倾斜。
这让内阁政府在惊喜之余，也不免存了一丝非分之想。
我们齐国是否可以藉此从“君主立宪”模式转变为“立宪君主”模式呢？
二者虽然意思相近，但词序改变后，意义却是不一样的。
齐国目前的政治制度，类似于“君主立宪制”，是君主为主导制定基本宪法，宪法对内阁和敕令院、元老院的限制远比皇权的限制要多。
而“立宪君主制”，则主要表示君主根据宪法的规定进行统治，宪法对君主的权力施加多种限制。
这个时期的英格兰王国就是典型的“立宪君主制”，首先确立王在法下的传统，即国王必须根据法律统治的原则。对君主的权力极尽限制个约束，议会和内阁在国家权力中处于主导地位。
而齐国的“君主立宪制”，皇帝是事实上的立法者，内阁也是向皇帝而非敕令院和元老院负责。皇帝不仅是行政首脑和宪法制定者，还是军队的统帅，人民和贵族的参政权也是来自皇帝“赐予”而非本身固有。
若是，趁着目前皇帝“年幼无知”，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内阁政府将部分属于皇帝的权力攥取过来，逐步建立以内阁为主导的帝国权力架构，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届时，皇帝陛下只需充当帝国名义上的首脑，主持像皇家科学最高奖颁发这种礼仪性的活动，至于帝国大政的治理皆托付于内阁。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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