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特别强调道:“朝阳,你听好。这个严厅长,此人……极为不好沟通啊,是没给市里面面子的。”
我对着话筒,语气尽量放得平缓,带着晚辈对长辈、下级对老领导应有的尊重:“李叔,到底是怎么个不好沟通法?是原则性强,还是不近人情?”
听筒里传来一声悠长的叹息,那气息穿过遥远的距离,带着无奈的质感。“省委调查组,阵仗不小。直接到了市看守所,二话没说,就提审了葛强。全程录像,我们的人,连边都靠不上。”李叔的声音更沉了,“提审完了之后,葛强立刻就被换了监舍,单独关押。现在,除了调查组指定的人员,连我们市公安局的想见他一面都难。”
“李叔,咱们市公安局的人都见不到葛强?这……这于理于法,都说不通啊!葛强是市局羁押的嫌疑人,再怎么调查,也不能把办案单位完全排除在外吧?”
“很简单嘛,”李叔的话调里透出一种看透世事的疲惫,又夹杂着几分被冒犯的愠怒,“现在,在我们市公安局,在整个事件里,被调查组看作是具体的执行者和可能的……。他们认为我们本身就知情,甚至可能参与了某些环节啊,是有意掩盖了些什么。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被调查的对象,需要避嫌。”说完之后,李叔又补充道:“不过啊,说的也没错。”
当初市局快速处理田嘉明这件事,动机复杂。一方面,确实是出于保护田嘉明这个在抗洪中立下大功的干部,避免事态扩大影响稳定;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贯彻了市委于伟正书记“冷处理、内部消化”的意图,将一场可能波及更广的风波,强行按压在东原市的地界内。这番操作,在当时看来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优解,如今却成了市公安局最致命的软肋。
我抬头看向窗外,听到窗外刘进京和刘超英两个人,一人拿着一把剪刀给冬青修剪造型,两人颇为悠然得意。
“李叔,”我重新组织着语言,“省公安厅那边,这次是哪位领导跟着下来的?级别如何?有没有可能……从侧面做做工作,毕竟,公安系统是一家嘛。”
李叔立刻回道:“公安厅来的是督察总队的一位副支队长,级别不高,明显是说不上话的。关键,还是严厅长本人啊。他这次是代表省政法委,独立办案,权限很大。”
“我明白了。”我立刻接口,“那我马上给晓勇打个电话,请他无论如何想想办法。
“我已经给晓勇打过电话了。”李叔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语气带着一种“早已料到”的无奈。他停顿了一下,回忆晓勇当时的原话,“晓勇说了,这个严恪己厅长,在咱们省政法这个圈子里,是极有名气的。以前在省司法厅当副厅长,就以铁腕着称啊,现在调到政法委,享受正厅级待遇,省里不少棘手的大案、要案、专案,尤其是涉及内部纪律、清理门户的,都是他牵头挂帅。晓勇的原话是——”李叔刻意模仿了一下晓勇的语气,“‘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他这里走通后门,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他认的,只有党章国法,调查程序。’”
我听着,心里的希冀又摇曳着黯淡了几分,这种干部我是了解的,也见过不少,看起来不通情理,但是确是最讲党性和原则的。
李叔继续说着,声音里透出更深的忧虑:“所以啊,朝阳,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要尽快和田嘉明沟通好,统一口径,最起码,要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做好打算。这边,我也给瑞凤市长做了电话汇报。瑞凤市长的本意啊,是晚上以市政府的名义,在市委招待所设个便宴,请调查组一行吃个饭,也算是尽地主之谊,顺便沟通下情况,表明我们市里积极配合的态度。结果你猜怎么着?”
“被拒绝了?”我几乎能猜到答案。
“何止是拒绝。”李叔苦笑一声,“是严厅长亲自回的话。要求地方政府,从即日起,全程不能与调查组成员有任何工作以外的接触。除了他们要求的必要配合,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私下与他们见面、沟通。说是要确保调查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我忍不住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低的叹息:“哎呀……”这声感叹里,有面对铁壁的无奈,却也对这位素未谋面的严厅长的佩服。
在风气渐开的九十年代,各种关系学大行其道,能如此坚守原则,近乎不近人情的干部,实属凤毛麟角。“这样的同志,原则性这么强,确实是坚持党性、铁面无私的好同志。”我这句话,一半是客观评价,一半也是说给李叔听,表明我理解其中的难度。
随即,我又不甘心地追问“李叔,那……那这个严厅长,难道就一点不考虑实际情况吗?不考虑田嘉明同志的个人贡献?抗洪抢险,那是实打实的功劳,总不能一棒子打死吧?”
李叔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明显的苦涩:“我沟通过,提了几句田嘉明的功劳和当时的特殊情况。但严厅长的态度非常明确,调查组的职责非常单纯,就是依据线索和证据,把‘给子弹’和‘隐瞒’这两件事的事实本身调查清楚,形成客观、中立的报告。至于后续怎么处理,如何权衡功过,那是省里面领导基于报告进行决策的事,他们不负责,因此也不会在调查阶段啊,听我们准备的任何关于田嘉明的材料,避免先入为主。之前让水利局连心局长紧急准备的那些表彰材料、新闻报道汇编,厚厚一摞,现在看来,恐怕是连送出去的机会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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