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雨是冷的，像无数枚淬了冰的针，斜斜扎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玻璃幕墙上。雨丝顺着倾斜的玻璃蜿蜒而下，在表面画出密如蛛网的水痕，将窗外的曼哈顿天际线晕染成一片模糊的灰蓝。这雨带着索姆河战场残留的硝烟味——我们刚从1916年的泥泞战壕踏出量子裂隙，靴底的血污还没褪尽，就被卷入这场发生在微观世界的无声战争。
我们站在玻璃培养室外面，三层防爆玻璃将两个世界隔绝开来。里面，穿着全封闭防护服的研究员正俯身操作，乳胶手套上沾着的荧光染料在紫外线灯下泛出幽幽的蓝，像给指尖镀了层鬼火。培养皿里的链球菌在染料作用下发出翡翠色的光，密密麻麻的菌群沿着琼脂边缘爬行、扩散，像一群在暗夜里行军的萤火虫，留下的轨迹在屏幕上形成诡异的绿色纹路。
我（爱德华融合体）腕间的量子分析仪屏幕持续发烫，蓝色的碱基对序列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重组。原本整齐排列的ATCG链条像被狂风撕碎的乐谱，断裂的片段在空中乱舞，又以更快的速度拼接成全新的序列——这是病菌在青霉素压力下的应激变异，每一次重组都意味着它们离突破人类防线更近一步。
左克·米兰的感知网像层薄冰贴在玻璃上，淡蓝色的光丝穿透培养皿，精准地缠绕住那些跳动的病菌。光丝触碰之处，病菌的细胞壁突然泛起细密的波纹，像在表面罩上了层透明的铠甲。“它们在给自己加装甲。”左克的指节抵着玻璃，声音里带着金属摩擦般的凝重，光膜上浮现出病菌的三维模型：原本脆弱的肽聚糖层正在增厚，表面凸起的蛋白像一个个警惕的哨兵，“就像索姆河那些学会挖掩体的士兵，吃过一次亏，就再不肯把软肋露出来。”
光膜突然放大某个细节：一株链球菌正将青霉素分子像推挡子弹似的排出体外，它周身的纤毛剧烈摆动，在身后留下道透明的轨迹。“这是外排泵，”左克的光丝跟着那株病菌移动，“它们进化出了专门清除药物的通道，就像在细胞里装了台微型抽水机。”
海伦的光带不知何时缠上了实验室角落的恒温箱，箱门上贴着的标签像串褪色的军功章：1928年弗莱明的原始菌株、1943年诺曼底登陆时的战地分离株、1965年医院爆发的耐药变种……每枚标签旁都画着缩小的抑菌圈，从最初的硬币大小，逐渐萎缩成指甲盖般的圆点。她的旋律突然变得尖锐，像无数把小提琴的琴弦同时绷断，光带在标签上疯狂跳跃，将隐藏的记忆拽进现实——
1944年的伦敦医院，护士正将青霉素注入士兵溃烂的伤口，绿色的抑菌圈在显微镜下迅速扩大，病菌像退潮般死去；1957年的芝加哥诊所，医生发现青霉素对肺炎球菌的效果越来越弱，不得不加大剂量；1982年的曼谷病房，耐药菌在培养皿上肆意生长，曾经救命的药物成了无用的清水……“它们在记仇。”海伦的声音带着颤音，光带里的画面突然碎裂，重组出更恐怖的场景：无数病菌举着抗药基因的旗帜，在人类的血管里列队行军。
“记仇的不是病菌，是自然选择。”我调出爱德华团队的历史数据，屏幕上的曲线像条愤怒的蛇，抗生素使用量与耐药菌比例呈完美的正相关，“我们每滥用一次药物，都是在帮它们筛选最强壮的后代。”
扁鹊举着黄铜放大镜，镜片后的眼睛眯成道缝。他正盯着培养室里的操作台：研究员握着的微量移液器像支精致的钢笔，将万分之一毫升的菌液精准滴在琼脂中央，动作稳得像在刺绣。青霉素溶液顺着针尖坠落，在琼脂表面晕开细小的涟漪，最初的几秒，绿色菌群确实像被烫到般退缩，但很快又重整旗鼓，朝着药物中心反扑。
“比我们当年试药精细百倍。”扁鹊放下放大镜，指腹摩挲着药囊里的黄连片，那是他从加尔各答疫区带回来的草药，边缘还沾着恒河的泥沙，“但这些小虫子精得很——你看那抑菌圈，缩得跟蚕豆似的，分明是在说‘这点药，不够塞牙缝’。”
他突然指着屏幕上的某个角落：一株链球菌正躲在其他菌群的阴影里，它的绿色光芒比同类黯淡许多，却在青霉素滴入时突然变得明亮。“这是在装死。”扁鹊的指尖点在屏幕上，“等药物浓度降了，它就会跳出来占地盘，跟雨林里那些躲在石头后的蝎子一个德性。”
杰克·伦敦靠在走廊的栏杆上，手里转着个磨掉漆的青霉素瓶。玻璃表面的刻度线早已模糊，但瓶底残留的白色粉末在阳光下依然刺眼——这是他从索姆河战场带回来的“战利品”，当年这小半瓶药能换回一条胳膊或一条腿。“昨天在长老会医院，”他的拇指摩挲着瓶身的裂痕，声音像被水泡过的木头，“看到个穿背带裤的小子，肺里的脓跟烂棉花似的。医生换了三种抗生素，那孩子还是喘得像台破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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