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子弟，高颍西行还是带着许多理想主义的抱负的，他希望天下大同，希望解救一些被压迫的底层百姓，希望将汉家文明的光辉撒播到更远的地方，使更多的百姓受益。
然而这个理想主义的抱负在遇到印度人之后迅速土崩瓦解，高颖无法相信，这还是那个发明了佛教的国度吗？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
成为校尉之后，高颍也接触到了许多帝国上层的秘闻，他大致也清楚了皇帝陛下希望楚国公做到哪一步，那就是完成对印度北部的初步殖民。
如果说高颍此前还有许多同情心，仅仅与印度商人接触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他对印度人便再无一丝的好感，只有一种嫌弃、抗拒与不舒适。
由于华夏对印度的了解，文献记载多在佛经之中，故而唐朝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徒弟慧立、彦悰所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书籍就成为高颍的主要参考。
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了一件事，玄奘法师学成之后执意归国，那烂陀寺的主持戒贤想要他传承衣钵，留在印度，并劝谏地说：“印度者，佛生之处…又支那者，蔑戾车地，轻人贱法，诸佛所以不生。”
“蔑戾车”，大概意思就是“异教徒”，根据高颍的了解，这个文化概念在印度并不属于种姓制度的四等民，恶毒程度大约类似于不可接触者的贱民。
这让高颍很愤怒，任谁莫名其妙就被视为低贱总归都是愤怒的，所以每次见到印度商人拜访时，高颍总要大肆吹嘘一番王玄策。
更让高颍无法接受的，是印度人居然认为吐蕃人比中原人更高贵，因为他们来自北方，来自神山之所在。
那么我们中原人来自比吐蕃人更北方，岂不是更加高贵么？高颍的反驳却被印度商人们否认，至于理由，高颍用了很久才想明白，是因为中原汉人还没有杀入印度，没有完成对这一地区的征服，不像吐蕃，曾经攻占了印度北部，所以他们也属于印度历史上无数征服者中的一支。
高颍是有权利直接向朝廷和皇帝上奏的，于是高颍写了一封奏章送往京师，洋洋洒洒万余字，归纳起来只有一个字：打！
印度终究是要挨打的，但显然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岳飞在努力地维系着安西都护府的统治安稳，咸宁海方面的战事又起。
朝廷一直在将北方草原势力不断向西引导，西域仅仅是开始，是中转站而不是终点，所以对于探索可萨突厥汗国的这一路军队，朝廷鼓励民间富裕百姓之家自发参军，鼓励草原牧民向西迁徙。
实在是后勤补给线太漫长了，高宠与关胜带领的数千汉军，后勤消耗比安西都护府驻军还要大，西域的道路驿站体系不比中原，每前进一百里的粮草消耗都是更加巨大和夸张的。
所以高宠的主要活动方向在咸宁海北部，关胜的活动范围则在咸宁海南部以及里海东部，以抢劫为主，并不实际占领。
在原本的历史上，由于西辽帝国短暂存在和覆灭、花剌子模崛起、蒙古与金国的战争，西域的草原也变得极其混乱，葛罗禄、康里人等，便与乃蛮、西迁克烈、北迁悦般、转为游牧的康居、跟随耶律大石进入西域的黑契丹等诸多部落组成了一个部落联盟。
这个部落联盟在蒙古帝国时期就形成了钦察汗国，并大致形成了总称为钦察人的族群集合。
而在这个时间线里，耶律大石没能够西进，重新崛起的汉军迅速重返，再次完成了对西域的征服，葛罗禄、康里这两个大部落便没有加入北方那个松散的部落联盟之中。
高宠的主要对手，仍旧是西乃蛮、北悦般、康居、康勒、突厥、萨尔玛特、克普恰克人等，大致就是《史记》《汉书》中的“奄蔡”国地，亦即《北史》记载的“阿兰”部地。
可以说唐朝攻灭西突厥之后，突厥人散落到了西域各处，汉军每向西推进一步，总能看到突厥人的影子。
尽管突厥人族群中最后一支有影响力的势力塞尔柱王国已经被岳飞打得名存实亡，但朝廷还是将突厥人认定为中原的敌人，这就属于妥妥的虚空立靶了。
一个再烂的借口也是借口，高宠就打着“突厥不服王化”的名义，不断对咸宁海西北地区发起掠夺式的进攻。
在这个过程中，最先向汉军投降的就是康勒部。康勒部属于克普恰克人中的一个大部，原本游牧地在天山以西、夷播海以东，同乌孙人是近邻。
在韩世忠进驻亦列河谷时，曾经与可萨突厥人交战数次，最终这里的可萨突厥人被迫改名为乌孙，康勒部的生存空间就此被压缩，本意是向西迁徙，但是岳飞在河中地区迅猛推进，康勒部不敢向乌浒水方向进发，转而向葛罗禄部的北方和西北迁徙。
刚刚来到咸宁海北部的康勒部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高宠就气势汹汹地杀来了，这里也生存着十二个自称乃蛮的小部落，是从金山北部的乃蛮部分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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