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营销号为了获取流量和商业利益，故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例如，在某些热点事件中，营销号为了吸引眼球，编造不实细节，引发社会恐慌和混乱。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也破坏了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凸显了数字时代义利观失衡的严重问题。
在人工智能领域，算法偏见引发了广泛的伦理争议。亚马逊曾开发的招聘算法因系统性歧视女性被停用，该算法在训练过程中，由于历史数据中存在性别偏见，导致对女性求职者产生不公平的评价。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面部识别技术中，一些研究表明，某些面部识别系统对深色皮肤人群的识别准确率明显低于浅色皮肤人群。
这些现象提醒开发者，在设计技术时，应以 “忠” 于公平正义的态度，避免技术沦为追求商业利益的工具。如果算法设计只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其对社会公平和人权的影响，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背离了科技发展应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初衷。
（二）全球治理的义利抉择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中国秉持 “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的理念，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项目中，中方不仅完成港口建设，还投资建设医院、学校、住房等民生工程，以 “忠” 于合作共赢的态度，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面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中国倡导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恕道促进文明互鉴，这种超越狭隘利益的做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在气候治理领域，中国提出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既 “忠” 于全球减排目标，又以恕道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中国积极履行减排承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同时通过南南合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将责任担当与包容理解相结合的方案，展现了义利观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重要价值。
从殷墟甲骨上的神秘刻辞，到数字时代的算法伦理；从孔子杏坛的谆谆教诲，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的千年哲思始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嬗变。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碰撞的时代，儒家义利观为解决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当我们以 “义” 为准则规范利益追求，以 “利” 为基础践行社会责任，就能在个人修身、商业经营、全球合作中，找到实现和谐共生的密码。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更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义利之辨必将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继续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六、教育场域中的义利启蒙与重塑
（一）传统蒙学的浸润式教化
在徽州古村落的蒙学馆内，《三字经》“融四岁，能让梨” 的朗朗诵读声中，先生常以北宋范仲淹 “划粥断齑” 的故事，诠释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大义。苏州文庙保存的明代《义利辨》碑文，记载着当地书院将义利观融入日常考核：学子需每月撰写 “义利日记”，记录生活中面临的利益抉择。岳麓书院的 “会讲” 传统中，朱熹与陆九渊围绕 “义利之辨” 展开的鹅湖之会，其争辩内容被整理成《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后世学子明辨是非的圭臬。这种将经典诵读、榜样示范、思辨讨论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使义利观如春雨般渗透进学子的精神世界。
（二）现代教育的创新实践
芬兰的 “现象式教学” 将义利观融入现实课题。在 “城市贫困问题” 的探究中，学生需分组设计帮扶方案，教师引导其思考：“若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弱势群体权益，是否背离社会正义？”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设置 “商业伦理沙盘推演”，模拟企业面临成本压缩与质量保障的两难抉择，培养学生权衡义利的能力。北京某中学开发的 “模拟联合国” 课程，学生在讨论国际气候协议时，不仅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还需从全球生态大义出发制定方案，这种沉浸式学习让抽象的义利观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智慧。
七、科技浪潮下的义利新困境与突破
（一）人工智能的伦理迷局
当 DeepMind 研发的 AlphaFold 破解蛋白质折叠难题时，其选择公开数据库的决定引发热议。团队成员在《自然》杂志撰文称：“若将成果私有化，虽能获取巨额利润，但违背科学探索的公义精神。” 反观人脸识别技术在部分社区的滥用 —— 未经居民同意采集数据用于商业推送，这种 “见利忘义” 的行为，导致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以法律强制企业在技术应用中遵循 “数据最小化”“用户知情同意” 等义利平衡原则。
（二）元宇宙的规则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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