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初秋,波兰东南部喀尔巴阡山省,萨诺克县的一片刚刚完成丈量、界桩林立的坡地上,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土地分配仪式正在举行。尽管秋风已带凉意,但现场数百名无地农民的脸上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暖意和期盼。农业部长卡齐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亲自到场,将一张印有国徽的地契文书,郑重地交到一位名叫扬·科瓦尔奇克(与之前训练场的年轻士兵同名,但非同一人)的中年农民粗糙的手中。这块大约五公顷的土地,原属于当地一位名叫沃伊切赫·米科瓦伊奇克的中等地主。
“科瓦尔奇克公民,”索斯恩科夫斯基部长声音洪亮,确保周围的农民和受邀前来的记者都能听到,“从今天起,你和你的家人就是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了!这是波兰共和国对辛勤耕耘者的承诺,是土地改革赋予你们的权利!希望你们用汗水浇灌它,让它成为你们新生活的基石!”
扬·科瓦尔奇克激动得双手颤抖,几乎握不住那轻飘飘却又重如千钧的地契,他哽咽着,用浓重的乡音反复说着:“感谢政府!感谢总理!我们……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地了!” 周围的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和掌声,许多人的眼中都闪烁着泪光。不远处,原土地主人米科瓦伊奇克先生,一位穿着体面但神色复杂的中年人,正与县政府官员和一位来自华沙的“土地改革执行与调解特别委员会”的专员低声交谈着。他刚刚签署了土地转让协议,并拿到了第一笔由政府担保、部分以外汇(来自华鼎公司采购波兰亚麻原料的预付款)支付的补偿金,以及一份允许他优先入股即将在热舒夫市兴建的一家小型木材加工厂的意向书。
这一幕,通过报纸和广播,被刻意宣传为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总理“分化瓦解”策略的初步胜利。在华沙总理府的会议室内,农业部长索斯恩科夫斯基正向内阁核心成员汇报阶段性成果。
“总理先生,各位同僚,”索斯恩科夫斯基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谨慎的乐观,“自特别委员会成立并开展工作两个月以来,效果是显着的,尽管……并未完全达到预期。在中小地主阶层中,我们成功打开了一个缺口。像米科瓦伊奇克这样,拥有几十到几百公顷土地、并非世袭大贵族出身、更注重实际经济利益而非传统政治特权的土地所有者,对我们的‘补偿加转型’方案接受度较高。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与全国范围内超过三百名此类地主达成了协议,累计征收土地约八万公顷,并已开始向约一万六千户无地农民家庭进行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紧张局势,也向更广大的农民群体展示了政府改革的决心。”
内政部长沃伊切霍夫斯基插话道,他的表情依然严肃:“卡齐米日,我承认这是进展。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八万公顷土地,相对于波托茨基伯爵一人在卢布林省就拥有的近四万公顷土地,以及全国亟待征收的总面积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而且,这些合作的地主,大多位于改革阻力相对较小、政府控制力较强的中西部地区。在东部,情况依然极其严峻。”
财政部长扬·克雷布斯立刻跟进,他的眉头紧锁,仿佛永远在计算着不断扩大的赤字:“更现实的问题是资金!卡齐米日,你提到的那些部分外汇补偿,已经动用了我们为数不多的硬通货储备,那是准备用来支付联合帝国金龙集团粮食利息的!而更多的补偿,我们只能发行债券,这些债券的信用……市场并不看好,折扣很大。更重要的是,土地分配之后,政府还需要投入资金帮助农民购买种子、农具,甚至提供初期口粮,否则他们拿到土地也无力耕种。这笔后续投入,目前完全没有着落!我们已经快要把‘分化瓦解’变成‘财政崩溃’了!”
索斯恩科夫斯基叹了口气,承认道:“扬说得对,资金压力巨大。而且,我们遇到了新的、更棘手的问题。”他打开一份厚厚的报告,“首先是土地质量。愿意合作的中小地主,往往交出的多是位于丘陵、贫瘠或者边远地区的劣等地、零散地,而将肥沃的平原谷地紧紧攥在手里。这使得分到土地的农民实际收益大打折扣,有些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生计,反而对政府产生了怨言。其次,地主们的‘对策’也在升级。除了之前的分割产权、捐赠教会,现在他们开始大规模砍伐林地、变卖固定资产,甚至故意破坏农田水利设施,然后再将‘残值’土地交给政府,极大增加了我们恢复生产的成本和难度。”
一直沉默倾听的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总理缓缓开口,他的声音带着疲惫,但思路清晰:“先生们,我们早就预料到改革不会一帆风顺。目前的成果,至少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将地主阶层区分对待,集中力量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这为我们争取了时间,也积累了经验。”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秋意渐浓的华沙街景。“当前的关键,在于将改革深入推进,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我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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