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那间象征着最高权力的政治局会议室，厚重的橡木门紧闭，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响。室内，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列宁的长期病重，使得这个核心决策圈内的每一次会议，都演变成一场关于未来道路和权力分配的、没有硝烟却异常激烈的战争。此刻，围绕着一份关于“调整新经济政策下农村粮食收购价格”的提案，几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彻底公开化、白热化。
主持会议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谢·李可夫，试图以一种温和的、程序性的口吻开场：“同志们，今天我们需要讨论粮食收购价格的问题。去年的收成虽然有所恢复，但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影响仍在，城市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压力巨大。目前的收购价偏低，影响了农民，特别是中农的积极性，导致征收困难。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建议，适当提高收购价格，以刺激生产，保证粮食安全。”
他的话音未落，列夫·托洛茨基便猛地站起身，他习惯性地用有力的手势加强自己的语气，声音洪亮而充满激情：“李可夫同志提出的问题，触及了我们当前政策的根本！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自由出售余粮，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让步！现在，如果还要进一步提高收购价，岂不是进一步鼓励了小农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这会把我们引向何方？苏维埃政权的基石是工人阶级，是工业化！我们应该将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重工业建设中去，投入到国防现代化中去！而不是用来讨好那些囤积居奇、试图用粮食卡我们脖子的富农！我坚决反对提高收购价！相反，我们应该加强征收力度，对那些抗拒交粮的富农和投机分子采取坚决的专政手段！这才是继续革命的道路！”
托洛茨基的发言，旗帜鲜明地代表了“左翼反对派”的立场，强调阶级斗争和加速工业化，对新经济政策持批判态度。
“托洛茨基同志！你的观点是危险的，是脱离现实的教条主义！”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立刻反驳，他扶了扶夹鼻眼镜，语气尖锐，“加强征收？专政手段？你说得轻巧！你去过农村吗？你知道现在农民的情绪吗？过度征收已经引发了不满，如果再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样强行征粮，只会把广大中农推向我们的对立面，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这将动摇苏维埃政权的根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同志亲自制定的，是为了恢复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退却。适当提高收购价，稳定农民情绪，保障粮食来源，正是为了给工业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这才是真正符合当前形势的、明智的策略！” 季诺维也夫的立场更接近维护新经济政策的“中间派”，但他与加米涅夫结成的“联盟”，其核心目标是为了对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两个他们眼中的主要威胁。
列夫·加米涅夫紧接着季诺维也夫的话，语气更加沉稳，但同样具有攻击性：“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能只看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这个基础。没有面包，工人会饿肚子，军队会失去战斗力，一切工业化蓝图都是空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提高价格，而在于如何提高，提高多少，以及资金从哪里来。这需要周密的计算和平衡，而不是简单地用‘革命’或‘专政’的口号来解决问题。我建议，由计划委员会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牵头，组织一个专门的评估小组，详细研究价格调整的幅度和财政承受能力，再提交政治局审议。” 加米涅夫的提议，看似客观务实，实则意在将决策过程复杂化、程序化，从而延缓决策，并在过程中扩大他们“联盟”的影响力。
一直沉默地坐在长桌另一端、快速记录着什么的约瑟夫·斯大林，此时缓缓放下了手中的铅笔。他拿起桌上的烟斗，不紧不慢地填装着烟丝，然后用火柴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让灰色的烟雾在面前缓缓散开。在缭绕的烟雾中，他的目光扫过情绪激动的托洛茨基，又看了看结盟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后落在试图维持秩序的李可夫身上。
“同志们，”斯大林的声音低沉而平稳，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却有一种奇特的安抚力量，让激烈的争吵暂时平息了下来，“李可夫同志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非常紧迫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强调了工业化和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则指出了农民问题和稳定性的关键。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句，然后继续说道：“但是，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长远一些。粮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关键。列宁同志在新经济政策中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他巧妙地引用了列宁的权威，但赋予了其更符合自己意图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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