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性的。少校压低声音，在车上还说冬天是去年剩下的这种胡话。
院长笑了：有意思。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少校同志。也许能让他重新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伊万被带进了医院。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腐朽木头混合的气味，墙壁刷成了令人作呕的淡绿色，上面布满了指甲抓过的痕迹。一个穿着病号服的老头蹲在走廊尽头，正试图用塑料勺子挖开地板。
连地板也没有。伊万对老头说，声音里带着奇怪的同情。
老头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你也看见了？他们连地板都短缺，所以只给了我们一层油漆。
两个护工走过来，粗暴地把老头拖走。老头没有反抗，只是继续用勺子在空中挖着，仿佛那里真的有一层看不见的地板。
伊万的房间在三楼，窗户钉着铁条，外面是那片白桦林。床是铁架子做的，上面铺着薄薄的床垫，闻起来有股霉味。墙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上帝死了——尼采尼采死了——上帝。
您的新家。护工伊万诺维奇咧嘴一笑，露出几颗金牙，希望您住得愉快。
伊万走到窗前，透过铁条看着外面的白桦林。夕阳西下，那些白色的树干被染成了血红色，看起来像无数根插在雪地里的骨头。
连树也没有。他轻声说。
晚餐是稀粥和黑面包。食堂里挤满了病人，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病号服，像一群被剪了毛的羊。伊万坐在角落里，一边喝着稀粥一边观察他的们。
斜对面坐着一个总是自言自语的男人，声音小得听不见，但嘴唇不停地蠕动，像是在咀嚼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旁边是个年轻人，眼睛瞪得大大的，每隔几秒钟就突然大笑一声，笑声像被掐住脖子的母鸡。还有个老头一直在数自己的手指，数到十就重新开始，仿佛他的手指会凭空消失又出现。
新来的？一个沙哑的声音在伊万耳边响起。
伊万转过头，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他旁边。这人有着一张矿工般的脸，粗糙、黝黑，左眼上有一道可怕的疤痕。
德米特里。男人伸出手，他们说我疯了，因为我坚持说乌辛斯克的煤矿已经枯竭了。
伊万握了握那只粗糙的手：伊万。他们说我有意识形态妄想症，因为我说商店里没有东西。
德米特里咧嘴笑了，露出几颗不锈钢牙齿：我们都看见了皇帝的新衣，不是吗？不同的是，我们说了出来。
一个护工走过来，用警棍敲了敲桌子：安静吃饭！禁止交谈！
德米特里低下头继续喝粥，但用脚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碰伊万。伊万明白这是某种暗号，某种只有才懂的暗号。
晚上，病房熄灯后，伊万躺在铁床上，听着隔壁床位的男人小声嘀咕：星星没有，月亮没有，太阳也没有......声音渐渐变成啜泣，然后是压抑的咳嗽声。
伊万盯着天花板。那里有一道裂缝，形状像一条蜿蜒的河流。他想起十年前，当他还是工程师的时候，曾经设计过一座横跨鄂毕河的大桥。那座桥最终没有建成——据说是因为材料短缺。但伊万知道真正的原因：那条河在地图上被重新划到了另一个州，所以他们不再需要那座桥了。
连河也没有。伊万对着黑暗说。
第二天一早，伊万被带到了谢尔盖·彼得洛维奇院长的办公室。那是个宽敞的房间，墙上挂着列宁和现任总统的肖像，书架上整齐地摆满了《真理报》合订本和医学书籍。院长坐在一张巨大的橡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一套精致的茶具——在乌辛斯克，这样的茶具已经多年未见了。
请坐，伊万·斯捷潘诺维奇。院长和蔼地说，想喝点茶吗？真正的茶叶，不是那种代用品。
伊万小心翼翼地坐下，眼睛盯着那套茶具。茶壶是骨瓷的，上面绘着金色的花纹，茶杯薄得几乎透明。在乌辛斯克，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搪瓷缸喝代用茶——用烤黑麦或蒲公英根制成的苦涩饮料。
您看，我们这里什么都有。院长微笑着倒茶，茶叶、糖、甚至柠檬。所以您那些什么都没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伊万接过茶杯，手指轻轻抚过那精致的杯沿：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特殊供应。院长神秘地眨眨眼，为特殊的人准备的。您知道，医生、科学家、像您这样的工程师......只要我们好好合作，您也能享受这些待遇。
伊万抿了一口茶。确实是真正的茶叶，带着淡淡的柠檬香。他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您笑什么？院长皱起眉头。
连疯狂也没有！伊万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们连疯狂都要定量供应！真正的疯子被关在病房里，而你们这些正常人却坐在这里喝真正的茶叶，讨论着如何治疗我们的妄想症
院长的脸色变了。他按下桌上的按钮，两个护工立刻冲了进来。
看来伊万·斯捷潘诺维奇需要一些特殊治疗。院长冷冷地说，带他去2号治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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