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号治疗室位于地下室，是个没有窗户的白色房间，中央摆着一张看起来像刑具的椅子。伊万被强行按在椅子上，手脚都被皮带固定住。
这是电休克疗法。院长戴上橡胶手套，很安全，只是会让您的大脑重新启动，就像电脑一样。
伊万没有挣扎。他看着院长拿起电极，突然说：您知道吗？连电也没有。
院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很好，让我们看看电有没有。
电流通过伊万大脑的瞬间，他看到了奇怪的景象：乌辛斯克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商店橱窗里摆满了商品，但都是画在木板上的；人们穿着画在身上的衣服，走在画在地面上的街道上；天空中画着太阳，但没有人投下影子......
当伊万醒来时，他躺在隔离病房的床上，头痛欲裂。窗外，白桦林在寒风中摇曳，发出类似嘲笑的声音。
连树也没有。伊万对着窗户说，但这次他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日子一天天过去，伊万学会了游戏规则。他不再公开谈论的问题，而是像其他病人一样，每天安静地吃饭、吃药、参加意识形态再教育课程。课程上，他们被要求背诵总统语录，唱爱国歌曲，观看关于国家经济成就的纪录片。
但私下里，伊万开始记录。他用偷来的铅笔头，在《真理报》的空白处写下真正的记录——关于医院里发生的每一件事。他写道：3月15日，新来的病人弗拉基米尔因为坚持说连空气都是配给的而被送去做了三次电休克；4月2日，护士娜杰日达偷偷把病人的药片藏起来，自己吃掉，因为她丈夫在煤矿事故中瘫痪，家里买不起止痛药；5月9日，院长收到了一整箱进口巧克力，而病人们那天吃的是稀粥和变质面包......
伊万把写满字的报纸藏在床垫下面，像守财奴守着他的金币。他知道这些记录可能永远见不到天日，但写作给了他活下去的理由——即使在这个连疯狂都短缺的地方。
夏天来临时，医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个名叫阿廖沙的年轻病人突然消失了。阿廖沙是个大学生，因为组织虚无主义诗社而被送进来。他经常在院子里朗诵自己写的诗，关于不存在的城市会飞的房子能装下整个宇宙的火柴盒。
连诗也没有。当护工们到处寻找阿廖沙时，伊万低声说。
官方说法是阿廖沙被转移到条件更好的医院了，但病人们私下传说着另一个版本：阿廖沙真的飞走了——他在院子里朗诵诗时，突然像气球一样飘起来，越飞越高，最后消失在灰色的天空中。
他找到了不存在的东西。德米特里神秘地告诉伊万，而我们还困在这个存在的牢笼里。
秋天，白桦树的叶子变黄时，伊万被叫到了院长办公室。这次，桌上摆着一瓶伏特加和一盘腌黄瓜。
恭喜，伊万·斯捷潘诺维奇。院长给他倒了杯酒，您的治疗很成功。委员会决定，您可以出院了。
伊万盯着那杯伏特加。酒是透明的，像不存在一样。
回哪里去？他问。
当然是回乌辛斯克。您会分到一套新公寓，重新开始生活。院长微笑着，也许还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伊万拿起酒杯，但没有喝：条件是什么？
很简单。院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只要您签这份声明，承认您之前的言论是错误的，是由于精神疾病导致的妄想。签完就能立刻离开。
伊万读着那份文件。上面说他承认肥皂没有，电池没有，袜子也没有等言论都是虚假的，是反革命宣传；他承认商店里物资充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承认自己是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蛊惑......
连纸也没有。伊万突然说。
院长皱起眉头：什么？
这张纸。伊万用手指轻轻戳着文件，它太薄了，薄得几乎不存在。就像您承诺的公寓和工作一样。
院长的脸色沉了下来：我劝您再考虑考虑，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的。
伊万把酒杯放回桌上，伏特加在杯中微微晃动，像一个小小的、透明的漩涡：我已经考虑好了。我不会签的。
院长叹了口气，按下桌上的按钮。护工们冲进来，但这次伊万没有反抗。他平静地站起来，整了整病号服的衣领。
告诉沃尔科夫少校，伊万对院长说，连子弹也没有。
伊万被关进了地下室的单人牢房。那里没有窗户，没有床，只有一张破毯子和一个散发着恶臭的铁桶。墙上用指甲刻着密密麻麻的字——之前住在这里的人留下的。伊万借着门缝透进来的微弱光线读着那些字：
他们连我们的影子都要没收......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妈妈，天空是什么颜色的？
连虚无也没有......
伊万用指甲在墙角加了一行字：连没有也没有。
他不知道自己在地下室待了多久。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春夏秋冬，只有永恒的黑暗和寂静。偶尔，门缝下会推进来一盘食物：有时是发霉的面包，有时是稀粥，有一次甚至是一块真正的肉。但伊万学会了不吃太多——他怀疑他们在食物里放了什么，让他忘记，让他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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