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当亚历克谢·伊万诺夫裹紧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踏过克列姆林宫广场旁结冰的水洼时，他感到脚踝上拴着一根看不见的绳子。这绳子不是麻的，也不是尼龙的，它滑腻、温热，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弹性，仿佛刚从活物身上剥下来的筋腱。每次抬脚，它都往回拽，力道不大，却足以让他的靴子在冰面上打滑。亚历克谢知道，这是从下诺夫哥罗德老家一路跟来的“橡皮筋”——他父亲彼得·伊万诺夫和母亲安娜·伊万诺娃亲手系在他骨头上的东西。
他刚在喀山的机械厂熬过一个通宵。厂里那台苏联时代的老古董车床又卡了壳，油污糊住了齿轮，工长瓦西里醉醺醺地拍着他的肩：“伊万诺夫！你爹当年在集体农庄修拖拉机，那才叫手艺人！你呢？连个螺丝都拧不正！”这话像冰锥扎进亚历克谢的耳膜。他爹彼得确实修过拖拉机——在六十年代的集体农庄，那时连伏特加瓶子都得按计划分配。可现在是八十年代末，电子表在黑市上泛滥成灾，而瓦西里还指望他用锤子敲出精密零件？亚历克谢没辩解。辩解是徒劳的，就像试图用渔网去兜住伏尔加河的雾气。他只默默把扳手塞回工具箱，金属相撞的声响在空旷的车间里荡出回音，像某种不祥的丧钟。
回到诺夫哥罗德的公寓时，已是深夜。门廊的煤油灯昏黄欲睡，灯罩上积着厚厚的煤灰。亚历克谢刚掏出钥匙，门却“吱呀”一声开了。母亲安娜站在门内，裹着褪色的格子围裙，手里端着一盘煮得发黑的土豆。她的眼睛在阴影里亮得吓人，像两粒泡在盐水里的黑豆。
“亚历克谢，”她的声音又轻又冷，像冰层下蠕动的水，“你又去喀山了？不该去的。瓦西里同志昨天来电话，说你心不在焉。工厂是铁饭碗，丢不得。”她侧身让开，亚历克谢闻到一股浓重的酸菜味，混着陈年烟草的焦糊气——这是伊万诺夫家的“家的味道”，二十年如一日，从未变过。
客厅里，父亲彼得正坐在圣像壁下的旧沙发里，膝盖上摊着一本《真理报》。报纸的边角卷了毛，上面印着勃列日涅夫僵硬的笑脸。彼得没抬头，只用粗糙的手指敲了敲报纸第三版：“看这里，亚历克谢。‘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幻想’。喀山那个破厂子，能养活你一辈子。你爷爷在斯大林格勒前线，靠的就是这股子稳当劲儿。”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那是五十年代在集体农庄挖土豆留下的勋章。
亚历克谢想说，喀山的厂子下周就要私有化了，工人们在传票上签名，像签自己的死刑令。他想说，他攒了点钱，想和同学谢尔盖开个修表铺子，电子表坏了，总得有人修。可话堵在喉咙里，变成一阵干咳。安娜已经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罗宋汤，汤面上浮着可疑的油花。“喝吧，”她把勺子塞进他手里，力道大得刮疼了他的掌心，“汤能暖身子，也能暖脑子。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等分到房子再说。婚事得找瓦西里同志介绍，他侄女在邮局工作，根正苗红。”
窗外，风卷起雪粒，抽打着结冰的窗户。亚历克谢低头喝汤，滚烫的液体灼烧着食道，却暖不了骨头缝里的寒意。他忽然想起大西洋月刊上读到的那段话——社会经济的梯子，脚踝上的橡皮筋。他的橡皮筋另一头，死死捆在下诺夫哥罗德那间漏风的农舍上。父母站在梯子的最底层，用他们对集体农庄的记忆、对斯大林时代的敬畏，把他往下拽。如果他们站在高处，这橡皮筋或许能兜住他的坠落。可他们不是。他们只是用“为你好”的镰刀，一遍遍收割他本该生长的枝桠。
“安娜，”彼得突然放下报纸，声音低沉得像地窖里的回响，“把圣像擦一擦。明天是圣尼古拉节，得供上蜡烛。”安娜立刻放下汤碗，从柜子里取出一块绒布。亚历克谢看着母亲跪在圣像前，用布小心擦拭镀金的圣徒面孔。烛光摇曳，圣尼古拉的蓝眼睛在阴影里忽明忽暗，竟像活物般转动了一下。亚历克谢眨了眨眼——是错觉吧？可当他再看时，圣像壁后的阴影里，似乎有个人影一闪而过。矮小，佝偻，像他死去的祖父。他猛地转头，客厅里只有彼得抽烟的侧影，烟雾缭绕中，那影子又消失了。
“怎么了？”安娜回头，绒布停在半空。
“没……没什么。”亚历克谢放下汤碗，瓷底磕在木桌上，发出脆响。他感到脚踝上的橡皮筋猛地一紧，勒得他几乎站立不稳。这感觉越来越频繁了。自从上个月他偷偷填了修表铺子的申请表，橡皮筋就像活过来似的，夜里会勒进他的皮肉，留下紫红色的印痕，像被铁丝捆过。医生说那是神经痛，可亚历克谢知道不是。那是时代的断层在啃噬他的骨头——父辈的经验曾是金科玉律，可当社会像脱缰的雪橇冲下陡坡，那些经验就成了捆住手脚的绳索。彼得和安娜不懂：小农社会的“人情”在契约社会里一文不值；终身雇佣制终结了，包分配的大学成了笑话；连“三胎”政策都从罪过变成了勋章。可他们还在用五十年代的尺子，丈量八十年代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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