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号“和谐”公寓楼体歪斜，仿佛随时要向伏尔加河倾倒，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旧报纸，勉强抵挡着零下二十度的酷寒。街面上，人们排成一条僵硬的长蛇，裹着单薄的大衣，脚踩破旧毡靴，在面包店铁门前蠕动。队伍沉默得可怕，只有冻僵的牙齿偶尔磕碰的轻响，以及管理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用扩音喇叭发出的、毫无温度的指令：“秩序！同志们，秩序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石！”这声音在铅灰色的天幕下回荡，像生锈的锯子拉扯着每个人的神经。排队的人们缩着脖子，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前方只有同样空洞的背影。这就是伏尔加街的日常：一种被苏联齿轮反复碾压后，渗入骨髓的市井压迫感。生活不是活着，而是排队、等待、在官僚表格的迷宫里耗尽最后一丝热气。人们早已学会，灵魂的饱满与否，远不如粮票的厚薄来得实在。
七号公寓三楼，住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托夫。邻居们提起他，总先啐一口：“那个老怪物！”初见他的人，无不被那副拒人千里的冷脸吓退。他身形瘦削，总穿着洗得发白、肘部磨出毛边的旧呢大衣，无论冬夏。走路时头微扬，目光掠过人群，仿佛在看一群移动的家具。他从不参与楼道里的闲谈，更不加入面包队——这在伏尔加街简直是叛国行为。管理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曾亲自敲开他的门，用带着威胁的官腔质问：“科托夫同志，你的面包配额记录显示异常！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不排队的公民！”谢尔盖只是平静地递出一张皱巴巴的旧面包券，上面印着“1947年下诺夫哥罗德面包配给站”，日期早已过期。瓦西里气得胡子直抖，却拿这张“历史文物”毫无办法。久而久之，大家认定他高冷、孤僻，甚至有点危险，是那种“灵魂被冻僵了”的怪人。
然而，时间这把钝刀子，总能削掉误解的硬壳。住在二楼的寡妇安娜·彼得罗夫娜，有次在楼道摔断了腿。整栋楼竟无一人停下脚步——排队买面包的队伍比她的呻吟更紧迫。唯有谢尔盖，像幽灵般无声出现。他没说话，只是默默扶起安娜，用自己那件破大衣裹住她颤抖的身子，又从不知何处变出一小罐热汤，用勺子耐心地喂她。汤是寻常的卷心菜汤，却烫得恰到好处。安娜后来对人说：“那汤……像我母亲在战前熬的。”更让人费解的是，他总在黄昏时分，悄悄出现在街角废弃的儿童游乐场。那儿早已荒芜，秋千锈得吱呀作响，滑梯上积着厚厚的雪。谢尔盖会蹲在雪地里，笨拙地堆一个歪歪扭扭的雪人，然后掏出兜里仅有的半块黑麦面包，掰碎了撒在雪人脚下。孩子们起初怕他，远远躲着。可他从不靠近，只是坐在长椅上，眼神清澈得像伏尔加河解冻时的第一道涟漪，静静看着孩子们在远处打雪仗。有个叫米什卡的小男孩，有次雪球砸偏了，滚到谢尔盖脚边。谢尔盖没说话，弯腰捡起雪球，轻轻扔回去——雪球在空中划出一道柔和的弧线，稳稳落在米什卡脚边。米什卡愣住了，那雪球软乎乎的，一点不疼。第二天，米什卡竟主动跑过去，和谢尔盖一起堆雪人。谢尔盖的嘴角，第一次浮现出孩子般纯粹的笑意，像冰封河面裂开的一道细小暖流。人们这才恍然：这老怪物，灵魂竟像初雪一样干净。他不追求“光荣劳动者”的奖章，不眼红邻居新分到的、只有六平米的“改善住房”，甚至对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鼓吹的“集体农庄模范事迹报告会”嗤之以鼻。他活得无声无息，却像一株在水泥缝里钻出的野草，固执地守护着内心的纯粹。伏尔加街的浑浊空气里，他像一滴意外滴落的清水。
新搬来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索科洛夫，是第一个察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对劲”的人。米哈伊尔是噩罗海城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因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存在主义”的论文触了霉头，被“下放”到下诺夫哥罗德的档案馆“接受再教育”。他带着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被放逐的疲惫，住进了七号公寓四楼那间漏风的顶楼小屋。初见谢尔盖时，米哈伊尔也被那副冷脸震慑，只当是又一个被时代碾碎的孤魂。直到一个暴风雪的黄昏。
米哈伊尔拖着冻僵的身子爬上楼梯，楼道里漆黑一片——灯泡又坏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说“配件正在申请中”。他摸索着扶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低头，只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蜷在冰冷的楼梯转角，怀里紧紧抱着一只冻僵的流浪猫。老人的手在发抖，却把最后一点体温裹在猫身上，像护着一小簇将熄的火苗。米哈伊尔想帮忙，刚蹲下，却猛地僵住了：谢尔盖的身体，在昏暗中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半透明！走廊窗外透进的微弱雪光，竟能清晰地穿过他的肩膀，映在对面剥落的墙皮上！米哈伊尔的心脏像被冰锥刺穿——他看见了鬼魂！不，比鬼魂更怪异：那半透明的轮廓里，没有阴森可怖，只有一种近乎孩童的专注和温柔。谢尔盖似乎察觉了米哈伊尔的注视，抬起头。那双眼睛在幽暗中亮得惊人，没有死者的浑浊，清澈得如同从未被世事沾染的深潭。他没说话，只是把怀里的猫紧紧地护了护，嘴角竟弯起一丝极淡的、孩子气的笑意。米哈伊尔浑身血液都冻住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这“幽灵”的眼神，纯净得让他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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