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音喇叭的电流杂音滋滋作响,伊万自己的声音仍在歌颂:“……看啊!丰收的梨园,是烈士鲜血浇灌的圣土!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牺牲者的祝福!”话音未落,礼堂地下室方向突然传来沉闷的爆炸声!接着是刺耳的金属撕裂声、液体喷涌的哗啦声,以及人群惊恐的尖叫。伊万踉跄着冲出档案馆,奔向礼堂。地下室入口浓烟滚滚,刺鼻的焦糊味弥漫。他拨开惊慌失措的人群,只见地下室的铸铁通风总管被炸开一个大洞,粘稠的蜂蜜色液体混着焦黑的金属碎片喷溅一地。浑浊的液体中,几十顶微型铁路职工帽沉浮着,帽檐的黄铜星徽在火光中一闪一闪。一个沾满污垢的童鞋卡在扭曲的管道裂缝里,鞋带系着一个褪色的布条,上面用稚嫩笔迹写着:“给爸爸”。
混乱中,伊万瞥见馆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影。他正站在人群外围,崭新的列宁装纤尘不染,皮鞋底那抹暗红泥渍在烟尘中异常刺眼。他脸上没有任何惊惶,只有一种近乎狂热的、满足的平静。当伊万的目光与他面具般的脸相遇时,费奥多尔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扯动,形成一个无声的、梨核般扭曲的狞笑。他嘴唇无声开合,伊万却清晰地“听”到了那金属摩擦的声音:“循环不会中断,历史教师。痛苦需要容器,而你,是完美的容器。”
深夜,伊万无法入睡。他再次潜入档案馆,不是为了1932年的档案,而是疯狂翻找1879年的户籍册。烛光下,安娜·彼得罗夫娜的死亡日期栏,墨迹又新添了一笔!深褐近黑,与血书报告的字迹同源。他颤抖着翻到档案馆接收记录——1932年11月8日,接收人签名栏,赫然是年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记录旁潦草地批注:“处理完毕。材料特殊,需长期保存。甜味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伊万如遭雷击。他翻出昨夜自己用血写的纸页,那行“当心……”的字迹竟在烛光下微微蠕动,墨迹深处,祖母绿的微光闪烁,仿佛有生命。他冲到窗边,推开积尘的窗棂。月光下,梨树林寂静无声。但当他凝神细看,只见每一棵老梨树裸露的血肉树干上,都密密麻麻刻满了细小的名字——1932年饥荒档案里那些消失的孩子,七年前被调走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数学教师谢尔盖,还有……安娜·彼得罗夫娜。名字并非刻在树皮上,而是直接烙印在蠕动的血肉组织里,随着树干的搏动而微微起伏。树根在泥土下蜿蜒,如同活蛇,正将新生的、带着人脸的青灰色果实,一寸寸推向地表。那些熟睡的面孔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安详,甚至带着一丝诡异的期待。
伊万跌跌撞撞跑回家。厨房桌上,放着一封新的烫金邀请函。没有署名,火漆印是一颗滴血的梨核。他颤抖着拆开,没有果蝇飞出,只有一张薄纸。上面是他自己熟悉的笔迹,却冰冷陌生,一字一句,如同判决:“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同志:鉴于您在维护格列奇哈镇精神传承中的卓越表现与深刻领悟,镇苏维埃一致决议,擢升您为‘圣梨室’首席记录员,专职整理‘谦让之甜’的珍贵史料。请于下月谦让节前夜,携1932年原始血书档案,至圣梨室报到。此乃无上荣光,望勿推辞——镇长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落款日期,是明天。
窗外,伏尔加河呜咽着流过。伊万走到院中,站在那株唯一属于他的、瘦小的梨树苗前。树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蹲下身,用手挖开树根旁的冻土。泥土冰冷坚硬。挖到深处,指尖触到一个硬物。他扒开泥土,是一颗小小的、青灰色的果实。果实表面,清晰地浮现出他自己年幼时的脸——圆润,带着对世界毫无保留的信任。果实冰凉,沉甸甸的,内里仿佛有东西在轻轻搏动。伊万将它紧紧攥在手心,棱角刺入掌心,带来一丝尖锐的真实痛感。他抬头望向档案馆的方向,望向梨树林的方向,望向伏尔加河沉没在夜色中的方向。铅灰色的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惨白的月光照下来,落在他梨核状的瞳孔上,幽光流转。
苦难的滋味,是百年梨树渗出的黏液腐蚀腐叶时“嗤嗤”的绝望呻吟,是冰锥刺入颅骨缝隙时“咯吱”作响的冰冷仪式,是脑髓被冠以“圣梨”之名时那令人作呕的、被歌颂的甜腥。当权杖由青铜梨核铸成,当颂歌由地下亡童的合唱献上,当牺牲被冠以“静好岁月”的华冕——那被吞噬的,何止是血肉?是人心深处对光的最后一点念想,正被这名为“谦让”的深渊,以甜蜜的名义,一寸寸啃噬干净。格列奇哈镇的黎明,永远从梨树林的呻吟开始,也永远在熟睡者枕边,那写着“岁月静好”的苍白花瓣上,悄然终结。泥土深处,根须蠕动,新的果实正被推送向阳光,每一张熟睡的面孔下,都埋藏着下一个轮回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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