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半日，清军在城头炮火与城外团练的夹击下，伤亡惨重，始终未能靠近城垣半步。清军将领见广平府城坚难破，且守军士气高昂，深知难以攻克，若继续强攻，只会损失更大。无奈之下，清军只得下令撤退，转而对广平府周边的乡村进行劫掠。
清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乡村百姓深受其害，纷纷逃往城中避难。程世昌知府得知后，一面下令打开城门，接纳逃难百姓，一面组织游兵与团练，趁清军劫掠之际，进行袭扰，解救被掳百姓，夺回被抢物资。
游兵与团练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昼伏夜出，不断袭击清军小股部队，使得清军劫掠受阻，不敢久留。
此后数日，清军在广平府四野乡村劫掠，却始终未能再对府城构成威胁。城中守军则抓紧时间休整，补充兵力与物资，加固防御工事，以防清军再次来犯。士民们同心协力，城中秩序井然，粮草充足，士气高昂。
十二月十一日，清军接到调令，需前往广宗方向与主力会合。至此，这支侵扰广平府及所属邯郸县等地的清军右翼部队，才彻底撤出该区域，向广宗方向撤退。广平府及邯郸县的抗清保卫战，历经十余日，终以守军胜利而告终。
此次保卫战，广平府及邯郸县军民在程世昌、李培等官员的带领下，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凭借简陋的武器与坚固的城防，成功抵御了清军的猛烈进攻，斩获颇丰，保卫了城池与百姓的安危。
俞宝、伦彝、徐佩铉等儒生士子，放下笔墨，拿起刀枪，用鲜血诠释了“忠义”二字；薛广居、马应麒等基层官吏，恪尽职守，勇挑重担，为守城立下汗马功劳；无数乡绅百姓，自发参战，出钱出力，展现了深厚的家国情怀。
十一月十二日，右翼清军的侦探骑兵借着晨雾的掩护，潜行至真定城郊。他们乔装成流民，游走于四乡八里，仔细探查城防布署与兵力虚实。
经过两天的潜伏侦察，清军探明真定城内守军空虚，城头巡逻士兵稀疏，城防工事年久失修，显然缺乏足够的防御准备。这一消息迅速传回清军大营，右翼清军主将当即决定把握战机，整合东西两路兵力，同时驱赶此前掳掠的大批百姓作为前驱，连营数十里，浩浩荡荡向真定城杀来。
彼时的真定城，守备力量极为薄弱。城中仅有的兵力，是井陉兵备道下辖的额兵一千一百人。
这些士兵中，老弱病残占比不小，武器装备也多为陈旧的刀枪弓矢，火器匮乏，且缺乏实战演练。
面对清军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进攻，城内守军人心惶惶，百姓更是扶老携幼，四处寻找藏身之处，城中一片慌乱。
关于此次围攻真定的清军兵力，后世存有争议。真定府上报说是，清军“有四五万之众”，但这一数字显然存在夸大之嫌。回溯此前战事，右翼清军攻破长城关口时，倾尽全力也未超过三万人马。
此次深入内地作战，粮草补给困难，且需分兵驻守沿途要地，能集中于真定城下的兵力，推测约在两万五千人左右，但即便如此，相较于真定城内的千余守军，仍是绝对的兵力优势。但是也不确定，因为还有投降的汉奸以及那些不顾羞耻的带路党。
就在真定城岌岌可危之际，千里之外的太原府属徐沟县境内，一支风尘仆仆的军队正疾速行进。这是奉命进京勤王的陕西巡抚孙传庭所率部众，包括一千精锐骑兵与五百火器步兵。
孙传庭素有“当世良将”之称，治军严整，用兵果决，其所部秦军更是崇祯朝为数不多能与清军抗衡的劲旅。此次接到勤王诏令后，孙传庭即刻点兵启程，日夜兼程向北京进发，希望能尽早抵达京畿，抵御清军攻势。
十一月初九日，当孙传庭大军行至徐沟县时，兵部加急咨文送达军中。文书措辞急切：“如过真保，有敌骑抄掠，即望相机出奇截杀。”咨文明确告知，清军已进逼真定、保定一线，沿途常有敌骑四处抄掠，若孙传庭所部经过该区域，需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作战，主动截击清军，以缓解当地防务压力。
孙传庭阅罢咨文，眉头紧锁。他深知真定乃京西南门户，一旦失守，清军便可直逼保定，进而威胁北京安危。
如今真定城防空虚，清军大兵压境，若坐等自己按原计划取道紫荆关入京，真定恐已陷落。身为将领，保境安民、驰援危城乃是天职。
略加思索后，孙传庭当机立断，下令改变行军路线：原定取道紫荆关的计划即刻废止，全军转向井陉方向疾驰，务必赶在清军攻破真定之前抵达，与城中守军内外夹击，击退来敌。
军令一下，秦军将士即刻调整方向，骑兵在前开路，火器步兵紧随其后，踏着泥泞的道路向真定疾驰。
寒风中，战旗猎猎作响，士兵们的脚步声整齐而坚定。他们深知，前方的真定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自己的驰援，或许就是这座城池最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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