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末年的乱世图景中，徐景嵩并非史册浓墨重彩记载的风云人物，却以边郡官员的身份，在“八王之乱”的动荡浪潮里，留下了属于守土者的印记。他的生平虽散见于《晋书》等典籍的零星记载中，却折射出西晋王朝崩塌前夕，基层官员与地方势力试图维系秩序的挣扎与努力。
徐景嵩的仕途之路，正是在晋惠帝统治的那个动荡时期拉开帷幕。这段时间，西晋王朝正经历着由盛转衰的巨大变革，而晋惠帝的昏庸和无能更是让这一局势雪上加霜。皇权的旁落导致诸王之间为了争夺统治权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内乱席卷了中原大地，使得地方秩序土崩瓦解，社会动荡不安。
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边疆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更容易陷入失控的边缘。而徐景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命为安定郡太守。安定郡位于西晋的西北边疆，其治所位于今天的甘肃镇原东南。这个地方不仅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屏障，也是连接关中地区与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作为边郡最高行政长官，徐景嵩的核心职责是维系地方稳定、保障边疆安全。在“八王之乱”引发的连锁反应中，中原地区战火纷飞，流民四起，西北边疆也受到波及——不仅有内地流民涌入带来的安置压力，更面临着匈奴、鲜卑等部族的窥伺。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末年边疆诸郡“流民奔窜，户口耗减，守令难立”，许多郡县因战乱陷入废弃状态。徐景嵩在任期间，并未像部分官员那样弃职逃亡，而是选择坚守岗位：一方面整顿郡内吏治，选拔可用之才充实基层治理队伍，确保行政体系的基本运转；另一方面组织郡兵加强防御，安抚流民，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以稳定民心。史书中虽未详述其具体举措，但安定郡在西晋末年的战乱中始终未出现大规模叛乱或被游牧部族轻易攻破的记载，侧面印证了徐景嵩治理的成效。
随着“八王之乱”的不断升级，关中地区逐渐成为诸王争夺的焦点。在这动荡的局势下，永兴元年（304年），南阳王司马模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肩负起镇守关中的重任。
司马模乃是司马懿的侄孙，虽然在宗室中属于远支，但他素有“治事明察”之名，一直以来都以精明能干而着称。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司马模决心以关中为根基，力图匡扶朝廷，恢复社会秩序。
他到任之后，深知要想在关中站稳脚跟，必须拥有一批有能力的官员来辅佐自己。于是，司马模开始积极招揽各地的贤才，希望能充实自己的幕府。
就在这时，徐景嵩引起了司马模的注意。徐景嵩在安定郡的政绩斐然，他以其卓越的治理能力和出色的地方影响力，成功地将安定郡治理得井井有条。而此时的安定郡，已经成为了关中与西北地区之间的重要纽带，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司马模意识到，徐景嵩的治理经验和地方影响力，正是他稳定关中局势所急需的。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征召徐景嵩入朝，任命其为“司马”一职，希望徐景嵩能在自己的幕府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应对关中地区的种种挑战。
在西晋官制中，“司马”是将军幕府的核心属官，主要协助主将处理军事事务，包括军队调度、军纪整肃、军情传递等，相当于主将的“军事副手”。徐景嵩担任此职，意味着他从地方行政官员转向军事辅助角色，深度参与到司马模的关中防御体系构建中。当时的关中面临着双重压力：内部有流民武装的袭扰，外部有匈奴刘渊势力的威胁。徐景嵩凭借对西北边疆情况的熟悉，向司马模提出多项建议：一是加强关中与安定、北地等周边郡的军事联动，建立预警机制，防止游牧部族突然入侵；二是整顿流民武装，区分“作乱者”与“被迫流亡者”，对前者坚决镇压，对后者妥善安置，以减少内部动荡；三是选拔边疆善战之士充实军队，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势，组建“边防突击队”。
这些建议得到了司马模的采纳，关中地区的局势一度趋于稳定。据《晋书·南阳王模传》记载，司马模在关中“抚恤百姓，收集兵众”，使得“关中粗安”，这其中离不开徐景嵩的辅佐。徐景嵩还曾亲自参与军事行动，在永嘉元年（307年）平定关中流民叛乱中，他协助司马模调度军队，制定分路合围战术，最终击溃叛军，收复被占据的县城。此次平叛后，徐景嵩因功被加授“鹰扬将军”，这一荣誉官职既是对其军事能力的认可，也反映出他在司马模幕府中地位的提升。
然而，西晋王朝的颓势已无法逆转。永嘉二年（308年），匈奴刘渊正式称帝，建立汉赵政权，随即大举进攻西晋。永嘉三年（309年），汉赵军队多次围攻洛阳，西晋中央政权岌岌可危，关中地区也面临着更大的军事压力。此时，司马模的关中防御体系虽仍在运转，但因朝廷援军断绝、粮饷匮乏，逐渐陷入困境。徐景嵩曾建议司马模“联陇右诸郡，合兵拒敌”，试图联合西北其他势力共同抗敌，但由于各郡自保乏力，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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