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从永徽到弘道这一段时间里（公元650年至683年），官场中活跃着一个名叫徐敬业的官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徐敬业并非后来起兵反抗武则天的英国公徐敬业（李敬业）。尽管他们同名同姓，但这两个人的仕途轨迹却完全不同。
这位徐敬业是一位地方行政长官，他以治理政务稳健、关心民生而闻名。他在任期间，致力于改善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为百姓谋福祉。尤其是在担任苏州刺史期间，他的政绩更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关于这位徐敬业的出身，史书记载虽不及英国公一支显赫，却也属官宦世家。其先祖可追溯至北魏时期的官僚家族，自祖父辈起便在南朝梁、陈及隋朝历任地方职务，入唐后家族成员多任职于州县，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徐敬业自幼受家风熏陶，通读经史，尤其钻研《周礼》《汉书》中的治政篇章，少年时便以“明敏有器识”被乡邻举荐，弱冠之年通过科举考试中的“明经科”步入仕途，最初被授予秘书省正字，负责典籍校勘工作。
在中央任职的数年间，徐敬业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得到上司赏识。他曾参与《五代史志》的编纂辅助工作，在核对史料、整理文献时展现出极强的逻辑性和责任心，被时任秘书监的魏征看中，举荐为监察御史里行。任职期间，他恪守职责，弹劾过两名贪墨的地方县令，虽因资历尚浅未能直接查办，却以详实的证据推动了案件的公正处理，由此在朝堂上初露锋芒。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徐敬业因政绩考核优异，被外放为常州司马，开始了他的地方治理生涯。
在常州任上，徐敬业展现出卓越的行政才能。当时常州遭遇罕见旱灾，农田干裂，百姓流离失所。他一方面紧急上书朝廷请求赈灾，另一方面不等朝廷批复，便果断开仓放粮，同时组织百姓开凿渠道，引长江水灌溉农田。为安抚流民，他还下令搭建临时安置棚，发放种子和农具，鼓励百姓返乡耕作。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灾情，使常州在次年便恢复了农业生产。唐高宗得知后，特下旨嘉奖，称其“临危决断，心系苍生，有古之良吏之风”。
显庆五年（660年），徐敬业升任苏州刺史，成为这一江南重镇的最高行政长官。当时的苏州已是水陆交通要道，商业繁荣，但也面临着治安混乱、水利失修、赋税不均等诸多问题。徐敬业到任后，首先整顿吏治，罢免了三名贪赃枉法的县丞，提拔了一批清廉能干的官员，使苏州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治安方面，他建立了“里保联防”制度，鼓励百姓相互监督，同时加强对码头、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查，仅用半年时间便破获了多起盗窃、抢劫案件，苏州的社会治安明显改善。
水利是江南地区的命脉，而当时苏州的太湖周边堤坝年久失修，每逢雨季便容易引发洪涝灾害。徐敬业亲自勘察太湖周边地形，制定了详细的水利修复计划。他调集民力，加固堤坝，疏通河道，尤其重点修缮了太湖东岸的娄江、东江等排水通道，从根本上解决了苏州的洪涝隐患。此外，他还改革赋税制度，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百姓的实际收入调整赋税额度，减轻了贫苦百姓的负担，同时鼓励商人发展对外贸易，使苏州的经济更加繁荣。
徐敬业在苏州任职期间，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下令修缮苏州城内的学宫，聘请知名学者任教，同时设立奖学金，鼓励贫寒子弟入学读书。在他的推动下，苏州的文风日益兴盛，科举中第的人数逐年增加，为唐朝培养了一批人才。当时的苏州百姓为感谢他的政绩，曾联名上书朝廷，请求为其立碑颂德，徐敬业婉言拒绝，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乃分内之事，何需立碑”，其谦逊品格赢得了百姓的广泛赞誉。
龙朔三年（663年），徐敬业因母亲去世，按制辞官回乡丁忧。丁忧期满后，他被朝廷召回，任命为尚书省吏部郎中，负责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工作。在吏部任职期间，他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不徇私情，选拔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官员，为唐朝的政治稳定提供了保障。
咸亨二年（671年），徐敬业再次外放，担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协助大都督处理扬州政务。当时扬州是唐朝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外商云集，政务繁杂。徐敬业凭借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妥善处理了民族矛盾和商业纠纷，促进了扬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上元三年（676年），徐敬业升任润州刺史，在任期间继续推行仁政，深受百姓爱戴。
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驾崩，武则天临朝称制。此时的徐敬业已年近花甲，因与武则天的政治理念不合，且厌倦了官场的纷争，便上书请求致仕，得到朝廷批准。辞官后的徐敬业回到苏州定居，潜心研究学问，整理自己多年的治政心得，着有《苏州治略》三卷，详细记载了他在苏州的施政举措和经验总结，为后世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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