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皇泰主还亲自下诏，对李密予以高度赞誉。诏书中满是倾溢的夸赞和美言，字里行间皆传递着对李密的深切认可与器重。
诏书中有一句颇为关键的赞誉之词：“其用兵机略，一禀魏公节度”。这句话极具分量，它充分体现了东都洛阳政权对李密在军事方面权威地位的认可和肯定。这清晰地表明，李密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策略以及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受到了东都朝廷的充分尊重与高度依赖。
通过这样的诏书安排，旨在提高李密在军队之中不可撼动的高威望，使他在将士们心中更添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同时，借此在朝廷中彰显李密极高的地位，令其光芒闪耀。无论这诏书内容用情究竟是真还是假，在现实的权力博弈与利益考量之中，此事直接诠释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从古至今，只要各方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哪怕此前是生死相搏的敌人，也能够在利益的天平下，转变为携手合作的朋友。
然而，皇泰主杨侗这一番对李密极尽恭维、颇为优厚的安排，却引起了一个人物的强烈不满。此人正是当时在朝中风头正劲、野心勃勃的王世充。
彼时，皇泰主杨侗为了缓和局势、借助各方势力达成平衡，对李密采取了一系列看似示好与拉拢的举措。不仅对李密许下诸多承诺，更是赐予他一系列荣耀封号，旨在以这种方式笼络李密，让其为东都洛阳的稳定效力。
可这样的安排，却刺痛了王世充的神经。王世充本就对东都的实际权柄有着强烈的野心，一直妄图独揽大权。他深知李密若因这些优厚待遇而心向杨侗朝廷，必然会成为自己争夺权势的一大阻碍。
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这样的局势下，王世充对朝廷这般看似讨好李密的行为深感愤懑。
于是，在一次朝廷的聚议场合中，王世充脸色一沉，作色对起居侍郎崔长文说道：“朝廷官爵，岂能如此轻易地授予贼寇，这些贼子本就与朝廷作对，如今却予以高官厚禄，其真实志向究竟欲何为邪！”
王世充此言论一出，在场众人皆心中一凛。崔长文等人虽不明其深意，但也不好妄加揣测。
此时，朝廷中另有一派势力，如元文都等人，也察觉到王世充对朝廷此番安排的异样态度。再加上此前王世充与李密之间便有着诸多过往的战争纠葛，彼此之间矛盾重重，此时便更疑王世充此番言论背后另有深意，怀疑他欲借助洛阳城作为据点，去响应当时同样对朝廷构成威胁的宇文化及。
自此，王世充与皇泰主杨侗主政下的元文都等势力之间，嫌隙暗生。然而，双方在表面上却依旧维持着一种看似和谐的关系，互相弥合、假意亲善，却都将彼此间的防备与算计深藏于心，一场暗流涌动的政治博弈，就此悄然展开。
公元618年七月，骄阳似火，暑气蒸腾。在这看似平常却又暗潮涌动的时节，皇泰主杨侗多少已察觉王世充势力的威胁，为了稳定局势，维护自身统治，他派遣大理卿张权、鸿胪卿崔善福作为使者，带着诏书前往赐予李密。
张权、崔善福一路风尘仆仆，终于抵达李密大营。营地内气氛颇为严肃，众将士严阵以待。
张权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捧出诏书，递向李密，恭敬地说道：“李将军，卑职奉皇泰主之命，特来向将军宣读诏书，请将军过目。”
李密面色沉稳如山，不骄不躁。他接过诏书，目光缓缓扫过那密密麻麻的文字。诏书内容大意如下：“今日以前，吾等皆历动荡，家国动荡，苍生涂炭；自使者来后，彼此当坦诚相待，放下前嫌。如今七政之务，关乎社稷，正待君匡佐；北伐之举，亦委君指挥，望君能担此重任，为天下苍生谋福祉。”
诏书中“今日以前的事情，全部一笔勾销”表明杨侗愿意放弃对李密过去所有行为的追究，体现了他对李密的宽恕和和解的意愿。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缓和双方的关系，也为李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台阶。
诏书中“军队的重任，就依靠你来负责，攻伐的事情，就交给你指挥”明确表达了杨侗对李密的信任和倚重。他将军事重任和攻伐大权委托给李密，显示出他希望李密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他效力，共同对抗外敌宇文化及。
诏书还提到“彼此通怀”，意味着杨侗希望和李密在未来的行动中保持紧密的合作与沟通，共同应对当前的危机局势。这不仅是对李密的信任，也是对他能力的认可。
关于“如今七政之务”，正史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七政”具体指的是什么。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七政之务”并不直接指的是“洛阳七贵”。洛阳七贵是指隋末东都洛阳的七位权贵，分别是段达、王世充、元文都、卢楚、皇甫无逸、郭文懿和赵长文。他们虽然在当时拥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但“七政之务”更多地是指国家政务和治理工作，而不是特指这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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