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年）六月十八日，突厥派遣使者前来唐朝，通报始毕可汗的丧事。
前面章节中我们曾经讲过，四个月前，唐朝朝廷为应对刘武周等割据势力与突厥暗中勾结、对唐朝构成的威胁，派遣右武侯将军高静出使突厥，以缓和局势。派遣右武候将军高静出使突厥，恰逢始毕可汗因病暴毙，突厥内部局势骤变。
近期，突厥仍在暗中增援、资助刘武周等割据势力，频繁侵扰唐朝边境，形势日益严峻。据《资治通鉴》记载，刘武周自依附突厥以来，屡次引突厥兵马南下，袭扰并州、汾州等地，对唐朝北方边境构成严重威胁。突厥始毕可汗虽曾与唐高祖李渊有过合作，但其死后，突厥内部权力更迭，新立的处罗可汗对唐朝态度暧昧，既未明确表示友好，也未停止对刘武周的支持。
此时突厥派使者前来报丧，背后隐藏着多重意图。一方面，这是出于战略考虑，试图借报丧之名试探唐朝的态度，观察唐廷在始毕可汗死后对突厥的政策是否有所变化。突厥希望通过这一举动，了解唐朝是否会因始毕可汗之死而放松对边境的防御，或是对突厥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另一方面，突厥也希望借此机会搜罗丰厚的丧礼，以充实其国力。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突厥素有“以丧索礼”的传统，每逢可汗去世，便会向周边政权索取大量财物，作为“赙赠”。
此次报丧，突厥显然也希望从唐朝获取丰厚的帛缎、金银等物资，以缓解其内部的经济压力。
此外，突厥此举还隐含着对唐朝的威慑之意。始毕可汗死后，突厥内部虽未完全稳定，但其军事力量依然强大。通过派使者报丧，突厥也在向唐朝展示其国力的延续性，暗示即便可汗更替，突厥对北方边境的威胁依然存在。唐高祖李渊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在接到突厥使者的报丧后，立即召集朝臣商议对策，最终决定以厚礼相赠，同时加强边境防御，以应对突厥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唐初与突厥关系的复杂性。唐朝在建国初期，既要应对内部割据势力的挑战，又需妥善处理与突厥的外交关系，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突厥始毕可汗之丧及随后的外交博弈，正是这一时期唐廷与突厥关系的又一个伏笔。
突厥使者抵达长安后，唐高祖李渊立即召集重臣商议对策。
尚书右仆射裴寂进言："；突厥始毕可汗新丧，其国中未定，然其暗中资助刘武周，屡犯我境，此来报丧，恐别有用心。臣以为，当以礼相待，以示我朝大度，然不可示弱。"；
内史令萧瑀附和道："；裴公所言极是。突厥素来贪婪，此次报丧，必有所图。我朝当以厚礼相赠，既可安抚其心，又可彰显我朝威仪。"；
兵部尚书屈突通则持谨慎态度："；突厥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臣以为，当加强边境防御，以防其借丧事之名，行侵扰之实。"；
李渊权衡利弊后，决定采取怀柔与防备并重的策略。他下诏："；突厥始毕可汗新丧，朕心甚恸。着即于长乐门举哀，辍朝三日，以示哀悼。百官各赴鸿胪寺馆舍吊唁来使。"；
据《唐会要·凶礼》与《通典·宾礼》所载，唐高祖于太极宫长乐门举行举哀仪典，其程序严谨，高规格体现王朝礼制。
朝廷命人于长乐门撤去朱红门饰，悬素绢九丈，门前设青庐（临时丧棚），内立始毕可汗神主牌位，书"；突厥颉利咄吉世可汗之位"；。
李渊着白纱深衣，腰系麻绖，率三品以上官员行"；三跪九叩"；礼。太常寺乐工奏《薤露》哀曲，鸿胪寺官员宣读祭文，文中特别提及"；往者雁门之困，虽各为其主；太原举义，实赖汗王襄助"；，既承认始毕可汗曾围隋炀帝于雁门的旧怨，又突出其武德元年资助唐军起兵之功。
灵前陈列赙赠帛三万段，其中锦帛五千匹以金线绣云龙纹，彰显皇室气度。另有鎏金银器百件、玉带二十条，皆由少府监昼夜赶制。
依《大唐开元礼·辍朝仪》，自六月十九日起三日，唐廷实施严格辍朝制度以示哀悼。皇城各衙署降半旗，官员改着素服办公，禁止宴乐游猎。每日辰时，由太常卿率九品以上官员于太极殿前庭集体举哀，行"；哭临"；之礼。如有边关急报仍直呈门下省，但非军情要务暂缓处理，体现"；哀而不废政"；的原则。
同时，在长安城中，鸿胪客馆内的吊唁活动将持续五日，流程细致入微。馆中正厅设青幔灵堂，突厥使团自携萨满巫师主持祭祀，唐廷特允其依草原习俗宰白马为牺牲。尚书省排定百官吊唁次序：亲王、三公、六部尚书每日巳时（上午9点到11点）率本部属官集体致祭；其余官员按散官品级分批入吊，每人需献白绢一匹为"；致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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