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的脸涨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季洁却没看他，抓起自己的笔录本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顿住，背对着众人说：“十五分钟后，审讯室见。这份笔录，我陪你重新做。下次再让我看见这种‘差不多’的东西——”她顿了顿，声音冷得像冬夜的寒风，“你自己去档案室抄三个月的案例汇编。”
门被她带得“砰”一声撞上，留下满室寂静，只有小李手里的咖啡杯还在轻轻发抖。
一起看似寻常的入室盗窃，却因丢失物品过于普通而处处透着古怪。
季洁坚持深入调查，却屡遭上级“适可而止”的暗示。
现场一枚不该出现的警用纽扣，将调查矛头指向内部。
当她决定独自追查时，却发现有人已抢先一步，抹去了所有关键线索。
“季姐，这案子……是不是算了？”新来的刑警小心翼翼地问。
季洁看着手中那枚被刻意遗漏的纽扣，头也不抬：“算了？那谁对得起这身衣服？”
暗流之下，她触碰到了一张精心编织的网，而织网的人，正穿着与她同样的制服。
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发出持续而低微的嗡鸣，惨白的光线均匀地泼洒下来，照得每个人脸上都泛着一种缺乏血色的疲惫。空气里混杂着隔夜泡面汤、劣质香烟，以及纸张受潮后淡淡的霉味。打印机不知疲倦地吞吐着文件，发出有节奏的嘎吱声，与键盘时急时缓的敲击、压低嗓门的通话，共同构成重案六组夜间常态的背景音。
季洁坐在自己的隔间里，面前摊着刚送来的现场勘查报告和询问笔录，厚厚一摞，边角被手指摩挲得微微起毛。她没开头顶那盏小台灯，整个人半隐在隔板投下的阴影中，只有目光在纸页上快速移动，嘴唇抿成一条平直的线。
现场是城西“雅清苑”小区，一个中档偏上的住宅区，三楼，户主叫周正明，五十二岁，市图书馆古籍部的副研究员。报案时间是今天凌晨四点十七分，周正明夜半惊醒，发现书房有异响，起身查看时窃贼已从阳台逃离。损失清单简短得近乎简陋：书房书桌抽屉里存放的现金，约一千三百元；书架上少了几本常见的文史类书籍；客厅电视柜抽屉里一个旧款诺基亚手机，已基本报废；还有冰箱里被喝掉的两罐啤酒，吃剩的半包花生米。
典型的、甚至堪称“业余”的入室盗窃，带着点仓促和漫不经心。案值不大，除了阳台留下半个模糊不清、缺乏比对价值的鞋印，以及书房窗户插销上一点极其细微的纤维附着外，几乎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报案人周正明除了受到惊吓，情绪还算稳定，询问时逻辑清晰，对丢失物品的描述也很具体。
一切看起来都指向一起随机、流窜、低水平的侵财案件。按流程，这类案子甚至不一定需要重案组过多跟进，移交给辖区刑警队处理更为合适。
但季洁就是觉得不对劲。
太“干净”了。不是为了掩饰而打扫的干净，是那种……刻意营造的、符合预期的“普通”。现金数额刚好在一个让人心疼但不至于肉痛的区间；丢失的书籍是常见版本，市面价值不高；那个旧手机更是鸡肋。窃贼甚至不忘在逃离前“享受”一下战利品——啤酒和花生米，仿佛在为自己的“业绩”做个轻松惬意的注脚。
可一个会选择在凌晨三四点，撬开三楼窗户（虽然技术普通），潜入室内行窃的人，目标就只是这些？周正明家境尚可，书房里摆着几方不错的砚台，客厅博物架上也有几件像样的工艺品，窃贼却碰都没碰。更别提主卧衣柜里那个小保险箱，虽然型号老式，但就这么明晃晃摆着，窃贼似乎毫无兴趣。
要么这贼眼力差到令人发指，要么，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
季洁的目光落在询问笔录的最后一页。周正明提到，他醒来时依稀看到书房有个黑影晃动，身形“不算高大，但动作挺利索”，等他追过去，人已经翻下阳台了。周正明强调，那人离开时，似乎“顺手带上了阳台的纱窗”，尽管关得不太严实。
一个匆忙逃窜的窃贼，会记得顺手关纱窗？哪怕只是虚掩一下？
她拿起现场照片，一张张仔细看。翻动的痕迹集中在书房书桌抽屉和客厅电视柜，其他地方基本保持原状。照片清晰地显示，书房窗户的插销是被一种薄而硬的片状工具从外部拨开的，手法不算专业，但有效。阳台的足迹模糊，朝向楼下绿化带的方向。
然后，她的指尖停在其中一张照片上。那是阳台角落，靠近排水口的地面，有一小片湿漉漉的痕迹，不规则，像是鞋子从潮湿的草地踩过留下的。痕迹边缘，一点极其微弱的反光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抽出放大镜，凑近了些。
不是水渍的反光。是一个很小的、半圆形、金属质感的物件，嵌在阳台地砖的接缝处，沾着泥，几乎与灰色的水泥融为一体。拍照的同事显然注意到了，给了特写，但在勘查报告的文字部分，只简单标注为“发现微量泥渍及不明金属碎屑，已提取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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