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住被打得气倒在地，过了许久才渐渐苏醒。他望着父母的遗骸，悲痛欲绝，放声大哭：“伯娘，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正哭着，又有一个人路过，问道：“小伙子，你是哪里人？为什么在这里哭得这么伤心？”刘安住回答：“我就是十五年前跟着父母外出谋生的刘安住。”那人听了，大吃一惊，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又问：“谁把你的头打成这样？”刘安住委屈地说：“这不怪我伯父，是伯娘不肯认我，骗走了我的合同文书，还死不承认，动手打了我。”
那人说：“我不是别人，正是李社长。这么说，你是我的女婿啊！你把这十五年来的事情，从头到尾跟我详细说说，我一定帮你主持公道。”刘安住一听是自己的岳父，立刻恭恭敬敬地行礼，哭着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岳父您听我说，当年我和父母外出谋生，到了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住在张秉彝员外家的店里。没想到父母染上重病，双双离世。张员外可怜我，把我收为义子，将我抚养长大。如今我十八岁了，义父才把我的身世告诉我，所以我带着父母的尸骨回来认亲。谁知道杨伯娘骗走了合同文书，还把我的头打破了，我这冤枉该向谁诉说啊！”说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流。
李社长听了，气得脸色发紫，又问：“合同文书被她骗走了，你还记得上面的内容吗？”刘安住说：“记得。”李社长说：“那你背给我听听。”刘安住便一字不差地把合同内容背了出来。李社长肯定地说：“果然是我的女婿！那恶婆子太不讲理了！我现在就去刘家理论，要是能说动她还好，说不动的话，开封府的包龙图相公断案如神，我就和你一起去告状，不怕他不把属于你的东西还回来。”刘安住感激地说：“一切都听岳父安排。”
李社长气冲冲地敲开刘天祥家的门，质问刘天祥夫妇：“亲家，这是什么道理？亲侄儿回来认亲，你们为什么不认，还把他的头打破了？”杨氏狡辩道：“社长，你不知道，他是来骗钱的，在这里胡闹。他要是真的是我家侄儿，当初就有合同文书，还有你画的押。有文书才是刘安住，没有就不是！”李社长反驳道：“他说是你把文书骗去藏起来了，你怎么能耍赖呢？”杨氏蛮横地说：“你这社长真奇怪，我根本没见过什么文书，你却像指认小偷一样冤枉我！别人家的事，要你多管闲事！”说着，又举起棍棒要打刘安住。李社长生怕女婿再受伤，连忙拦住，带着刘安住离开，说：“这恶婆子心肠太毒了！不认人就想了事？没那么容易！贤婿别难过，先带着你父母的尸骨和行李到我家休息一晚，明天我们就去开封府告状。”刘安住听从岳父的安排，跟着他来到了李家。李社长又带着他拜见了岳母，安排酒饭招待，还帮他包扎伤口、敷药治疗。
第二天一大早，李社长写好状词，和刘安住一起来到开封府。等了一会儿，包拯升堂审案。只见衙门里衙鼓咚咚作响，公吏们整齐地排列在两边，气氛庄严肃穆，就像阎王的生死殿、东岳的吓魂台一般。
李社长和刘安住跪在堂前喊冤，包拯接过状词，仔细看完后，先让李社长上前，询问事情的缘由。李社长把来龙去脉详细说了一遍。包拯问道：“是不是你为了打官司谋利，教唆他来告状的？”李社长急忙分辨：“他是我的女婿，文书上还有我的签名画押。我是可怜他年纪小，受了冤枉，才帮他申诉，怎么敢欺骗青天大老爷呢！”包拯又问：“你之前见过女婿吗？”李社长说：“他三岁就离开了家乡，今天才回来，我之前没见过他。”包拯质疑道：“既然没见过，又丢了合同文书，你凭什么相信他是真的？”李社长解释说：“这文书除了刘家兄弟和我，没有其他人见过。他能把文书内容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包拯又把刘安住叫到跟前，询问情况。刘安住也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包拯还查看了他头上的伤口，问道：“会不会是你根本不是刘家的人，想借此来行骗？”刘安住着急地说：“老爷，假的真不了，我怎么会做这种没影的事呢？而且我义父张秉彝家产丰厚，足够我一辈子生活了。我本来就说过不要伯父家的财产，只是想把父母的尸骨葬在祖坟，然后回潞州义父那里生活。还望老爷明察！”包拯觉得两人说得在理，就批准了状词，派人把刘天祥夫妇传唤到堂。
包拯让刘天祥上前，质问他：“你是一家之主，为什么自己没主意，全听妻子的？你说说，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不是你的侄儿？”刘天祥无奈地说：“老爷，我从来没见过侄儿，全靠合同文书来证明。现在这小伙子一口咬定有文书，我妻子又说没有，我也没办法判断，实在是左右为难。”包拯又让杨氏上前，再三盘问，可杨氏始终坚称没见过文书。
包拯故意对刘安住说：“你伯父伯母这么无情，我现在允许你狠狠打他们一顿，出出这口恶气！”刘安住却伤心地流下眼泪，说道：“这使不得！我父亲和伯父是亲兄弟，哪有侄儿打伯父的道理？我回来是为了认亲、安葬父母，又不是为了争财产。要是让我做这种违背人伦的事，我宁死也不会做！”包拯听了这番话，心里对事情的真相已经有了几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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