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京的户部衙门里，算盘声噼啪作响，像一阵急促的雨。三十余名身着青色吏袍的官员围着巨大的账册忙碌，上面用汉文写满了“租粟”“调绢”“役日”的数字——这是倭国推行新税制后的第一份税赋总账，每一笔都按大唐“租庸调”制核算，精确到“斗”“尺”“日”。
“大人，九州租粟已入库八万石，调绢三千匹，役折银（以绢代役）五百两，与账册分毫不差。”户部主事阿倍仲麻吕捧着核算完毕的卷宗，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手里的算盘是大唐运来的“十五档算盘”，算珠比倭国旧算盘更灵活，噼啪间便把繁杂的税目理得清清楚楚。
户部卿菅原平接过卷宗，目光扫过“贵族税赋”一栏——伴氏（原大伴氏）缴纳租粟一百二十石，调绢五十匹，与按其品级核定的数额完全一致，没有丝毫减免。他满意地点头：“大唐税制，贵在‘均’字。贵族与平民同税，这才是租庸调的精义。”
这是倭国推行税赋改革的第三个月。天皇下诏“废旧税，行唐制”，明文规定：“凡倭国丁男，岁缴租粟二石；调绢二丈、绵三两；岁服劳役二十日，不服役者折绢六丈——此谓租庸调，贵族、平民一体适用，旧有免税特权尽废。”
诏书颁布那日，大伴氏（已改姓伴）的族老们在府中哭了一场。他们祖上三百年来从未缴过税，如今却要按“一品贵族”的标准，每年缴租粟三百石、调绢百匹，比中等农户多出十倍。有人想故技重施，让家仆代缴劣质粟米，却被税吏当场识破——那些税吏是大唐户部派来的，带着“验粟尺”“测绵秤”，一眼就能辨出粮绢优劣。
“伴大人，”大唐税吏王全福将劣质粟米推回，亮出唐律，“税赋需‘精粟、好绢’，以次充好者，按‘欺瞒官府’论罪，罚铜五十斤。”伴氏族老看着他身后的府兵，只能乖乖换了上等粮绢，嘴里却骂着“唐税比刀子还利”。
相比之下，平民们对新税制的接受度要高得多。均田制推行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税赋虽比当部民时多，却明码标价，再无贵族层层盘剥。九州农夫竹三郎算过一笔账：“以前给大伴氏种地，收十石要缴八石，还得白干活；现在缴两石租，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劳役也能折绢，划算！”
为了让百姓看懂税目，朝廷把租庸调制成了歌谣：“丁男一年租二石，调绢二丈绵三两，劳役二十若不往，折绢六丈缴官仓……”学童们在街头传唱，连不识字的老妪都能背出自己该缴多少。税吏下乡收税时，还带着唐式“税牌”，上面刻着“租、庸、调”明细，百姓一目了然。
更让百姓安心的是，税赋用途公开透明。朝廷在各州府设“税赋公示栏”，每月公布“收了多少、用了多少”：五成用于军饷、官俸，三成用于修水利、官道，两成上缴平城京——账目用汉文书写，盖着“倭国户部印”，谁也做不了假。竹三郎看着公示栏上“九州用税修渠五十里”的记录，笑着对儿子说：“咱缴的税，修了渠，浇了地，值！”
改革的重头戏，是在九州试点“两税法”。这是大唐刚推行不久的新制，按“夏税六月缴，秋税十一月缴”征收，不问丁男多少，只按土地、资产定税。大唐派来的理财专家与倭国税吏一起，挨家挨户核定资产：“竹三郎家有田百亩，牛一头，应缴夏税粟一石，秋税绢一匹……”
两税法比租庸调更灵活，尤其受商户、工匠欢迎。唐商张宝在博多湾做生意，按两税法缴“资产税”，比按丁男缴税省了近三成，他笑着说：“这唐税是越改越精明，既让朝廷有钱收，也让百姓得实惠。”
试点半年后，九州的税银首次直接上缴长安户部。三十箱开元通宝装在封条严密的木箱里，由府兵护送，经登州转运至长安。箱子上贴着“倭国九州夏税银”的封条，与琉州、登州的税银箱一模一样。
李承乾在长安收到税银，看着户部呈上的“倭国税赋账”：全年税入折合粟二十万石、绢五万匹、银十万两，其中六成留倭国自用，四成上缴大唐——这比例，与大唐内地诸州完全一致。他对群臣笑道：“倭国税赋与内地同，便是自家人了。”当即下旨，从倭国上缴的税银中拨出三成，用于九州、四国的唐学馆扩建，“取之于倭，用之于倭”。
消息传回平城京，天皇召集群臣议事。吉备真备奏请：“两税法利国利民，当在全国推广，并仿大唐设‘转运使’，专司税赋运输、调度。”
伴氏的代表还想反对，说“税银上缴太多”，却被菅原平驳回：“大唐内地诸州亦是四成上缴，倭国岂能例外？再说朝廷用上缴税银扩建学宫、修水利，最终还是惠及倭国百姓——这账，得算长远。”
散朝后，伴氏代表在路上拦住吉备真备，阴沉着脸问：“你到底想让倭国变成什么样？连税银都要给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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