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徐湛之似乎对此不以为意，或者他有着自己的“生活哲学”。在政治风云变幻、人生福祸难测的背景下，或许这种极致的物质享受，是他确认自身存在、对抗内心焦虑的一种方式。就像现代人一边熬夜一边泡枸杞，都是时代压力下的一种宣泄。
第五幕：权臣的黄昏——“江徐”并立与朝堂推诿
在地方镀金和文化建设方面积累了足够声望后，徐湛之回到了中央权力核心，官也越做越大，直至尚书仆射、护军将军这样的高位。当时，他与尚书令何尚之共同负责尚书省事务，上演了一出经典的官场“踢皮球”大戏。
何尚之可能觉得徐湛之是皇帝的外戚，圣眷正浓，不想跟他争权，或者想故意把他推到前面，于是主动提出要把朝政大权让给徐湛之。但徐湛之多精啊，他立刻搬出《职官记》和相关的令文，引经据典地说明：尚书令是最高行政长官，责任重大，如果尚书令空缺，才由仆射全面负责。现在您何大人好好地在任上，怎么能把活儿都推给我呢？
于是，两位高官互相谦让（推诿），搞得政务几乎无法正常推进。这场面，看似彬彬有礼，实则充满了官场的算计和谨慎。最后，还是宋文帝看不下去了，亲自下诏，规定徐湛之与何尚之“共同受理辞讼”，算是强行给他们组了队。不过，诏书归诏书，实际情况是，“虽为（何）尚之所委，而朝事悉归（徐）湛之”，何尚之虽然挂着尚书令的名，但朝廷实权都掌握在徐湛之手里。可见，在绝对的身份背景面前，制度规定有时也得让路。
这一时期，徐湛之与担任吏部尚书的江湛同时身处权要之位，世人便将二人并称为“江徐”。这个组合，有点像当时的顶级权力CP，一个掌行政实权，一个掌人事任免，风头无两。但身处权力巅峰，往往也意味着离风暴中心更近了。
第六幕：烛影斧声——元凶之变与悲壮终章
徐湛之人生的大幕，在元嘉三十年（453年）以一种极其突然和惨烈的方式落下。
当时，太子刘劭和始兴王刘浚昏庸失德，搞了许多迷信巫蛊的勾当，惹得宋文帝刘义隆勃然大怒，动了废黜太子甚至赐死次子的念头。徐湛之作为文帝最信任的心腹重臣，深度参与了这场最高级别的密谋。他积极主张立文帝宠爱的南平王刘铄为太子（刘铄的妃子是徐湛之的妹妹，这层关系你品，你细品）。然而，宋文帝在刘铄和建平王刘宏之间犹豫不决，陷入了选择困难症。
那些日子，皇宫的深夜总是不太平静。宋文帝经常与徐湛之屏退左右，单独密议，有时甚至彻夜长谈。为了确保机密不外泄，文帝还常常让徐湛之亲自拿着蜡烛，绕着墙壁仔细检查，生怕有人隔墙有耳。这画面，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感，也侧面说明了徐湛之此时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是托付身家性命的绝对心腹。
然而，历史无数次证明，在废立太子这种大事上，犹豫和拖延是致命的。由于决策迟缓，消息不幸走漏。太子刘劭狗急跳墙，决定抢先下手，发动了震惊朝野的宫廷政变，史称“元凶之乱”。
政变发生的那个凌晨，宋文帝正与徐湛之在宫内密谈，烛火通明，直至天明。他们或许还在推敲计划的最后细节，却不知屠刀已经挥到眼前。当叛军杀入宫中时，徐湛之惊起，试图奔向北门逃生，但宫门还来不及打开，叛将张超之已至。这位一生享尽荣华，也历尽风波的外戚重臣，就此殒命，年仅四十四岁。他的两个儿子徐聿之、徐谦之也一同遇害。
后来，宋孝武帝刘骏平定叛乱即位，追赠徐湛之为司空、散骑常侍，并赐予了一个极其刚烈的谥号——“忠烈”。这个谥号，是对他最后时刻与皇帝共进退、死于国事的肯定，也为他复杂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带有悲壮色彩的句号。
第七幕：历史棱镜——多面徐湛之的评价与启示
场景一：历史评价
徐湛之的历史形象，恰如元嘉时代的一面三棱镜，折射出南朝政局的复杂光谱。史家笔下的他，始终在“国戚”、“能臣”与“奢靡者”之间摇摆。
《宋书》精准概括其矛盾性：“湛之忠孝基身，爵冕耀世，而门千宵人，室盈纷黛。”既肯定其“忠孝”立身、官高爵显，又直言其府邸充斥宵小与声色。他两度卷入政治漩涡（刘湛案、范晔案）皆能化险为夷，全赖其母会稽公主“纳衣泣诉”的终极庇护，沈约犀利点破：“主身之辱，殆允衅由”，暗示其母受辱皆因他而起。
作为文士，他颇有建树。招聚文士营建广陵风雅，被《南史》记为“尽游玩之乐，一代之盛也”。其治理能力亦获认可，“善于为政，威惠并行”八字足见其地方官任上的务实。
然其奢侈成性终成污点。《宋书》载“家业丰厚，室宇园池，贵戚莫及”，甚至“伎乐之妙，冠绝一时”。连宋文帝都“常嫌责之”，却始终未能约束。最终在元凶之乱中，他以“忠烈”殉国，谥号的光环下，掩盖不了生前“江徐”并称时权倾朝野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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