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徐曦送的画，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徐大人客气了。你是个有能力的人，兵部尚书的位置，本来就该是你的。放心，这事包在咱家身上。”
没过多久，王振就在朱祁镇面前说徐曦的好话，说他“熟悉军务，忠诚可靠”，朱祁镇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旨任命徐曦为兵部尚书。
这事在朝廷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正直的大臣都看不下去，纷纷上书弹劾王振，说他“擅权乱政，结党营私”。可朱祁镇早就被王振哄得团团转，根本不信这些弹劾的话，还在朝堂上说：“王公公是朕的老师，对朕忠心耿耿，你们别瞎猜，更别诬陷好人。”
大臣们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王振越来越嚣张。王振甚至把朱元璋立下的“宦官不得干政”的铁牌给偷偷拆了，扔到了御花园的角落里。他看着空荡荡的宫墙，心里得意地想：老朱啊老朱，你立下的规矩，早就过时了！现在的大明，是咱家说了算！
当时有个叫于谦的御史，为人正直，看不惯王振的所作所为，就上书弹劾王振，说他“擅权乱政，贪污受贿，任用奸佞，要是不除了他，大明迟早要出事”。
王振看到奏折后，气得火冒三丈，把奏折摔在地上：“于谦这小子，竟敢跟咱家作对！看咱家怎么收拾他！”
他找了个借口，说于谦在地方上巡查时“办事不力，欺压百姓”，把于谦贬到了江西当巡抚。于谦虽然心里不服，但也没办法，只能收拾行李，离开北京。
临走前，他的朋友、御史周忱来送他，劝他：“于大人，王振现在势力这么大，你就别跟他对着干了，不然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于谦站在码头边，看着滔滔的河水，眼神坚定：“周兄，我于谦为官，只求问心无愧。王振虽然嚣张，但他倒行逆施，总有失势的一天。只要我还在，就不会让他危害大明的江山！”
周忱叹了口气，知道劝不动他，只能递给于谦一包银子：“于大人，路上保重。要是在江西遇到什么事，就给我写信。”
于谦接过银子，拱了拱手，转身登上了船。船慢慢驶离码头，于谦站在船头，回头望着北京的方向，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回到北京，把王振这奸宦绳之以法！
王振把于谦贬走后，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仅插手朝政，还开始干预军事。当时明朝的边防军需要更换一批兵器，兵部已经选好了供应商，定好了价格，王振却非要让自己的亲信来做这笔生意。
他的亲信叫李文，是个商人，根本不懂兵器制造。为了赚钱，李文用劣质的铁来做刀剑，用腐烂的木头来做枪杆，甚至把生锈的箭头重新刷上漆，就当成新的卖给军队。
边防将领知道后，气得不行，亲自跑到北京，想找王振理论。可王振根本不见他，还让人传话说：“李大人是咱家信任的人，他做的兵器肯定没问题。你要是再敢造谣惑众，就治你的罪！”
那将领没办法，只能带着一肚子气回到边防。没过多久，蒙古瓦剌部就开始入侵明朝边境，边防军拿着李文做的劣质兵器，根本不是瓦剌军的对手，接连打了好几个败仗，死伤惨重。
消息传到北京，大臣们都慌了，纷纷上书，要求追究李文的责任，严惩王振。可朱祁镇却听王振的话，说“瓦剌军太厉害，不是兵器的问题”，不仅没追究李文的责任，还让王振负责筹备军饷，支援边防。
王振又趁机捞了一笔，把筹备军饷的银子克扣了一半，用剩下的银子买了一批劣质的粮食和布匹，送到了边防。边防军吃着发霉的粮食，穿着破烂的衣服，心里满是怨气，可谁也不敢说什么，毕竟于谦的例子就在眼前，谁都不想落得被贬的下场。
而此时的朱祁镇，已经长成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可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事事都听王振的。他觉得王振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忠心耿耿，不会害自己。有时候大臣们弹劾王振，他还会替王振说话：“王公公是为了朕好，你们别冤枉他。”
王振见皇帝这么信任自己，心里更得意了。他开始盘算着，要干一件“大事”，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厉害。他想起瓦剌部入侵的事，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要是他能劝皇上御驾亲征，打败瓦剌军，到时候皇上肯定会更信任他，他的地位也会更稳固。
于是，王振找了个机会，对朱祁镇说：“皇上，瓦剌部竟敢入侵我大明边境，杀我大明百姓，这是对我大明的侮辱！您是大明朝的皇上，应该御驾亲征，亲自率领军队打败瓦剌军，让他们知道我大明的厉害！”
朱祁镇一听，顿时来了兴趣。他从小就听王振讲当年朱棣征漠北的故事，心里早就想当一个像朱棣那样的皇帝。他赶紧说：“好啊！朕要御驾亲征！王伴伴，你跟朕一起去！”
王振心里乐开了花，赶紧说：“臣愿意陪皇上一起去，为皇上鞍前马后，战死沙场也在所不辞！”
可他们不知道，这场御驾亲征，不仅没让大明扬眉吐气，反而让大明差点亡国，这就是后来震惊朝野的“土木堡之变”。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王振这个从一开始就藏着野心的宦官。
此时的北京城里，没人知道一场灾难即将来临。御花园里的紫藤花又开了，淡紫色的花瓣落在地上，像一层薄薄的雪。王振站在紫藤花下，看着远处的皇宫，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他觉得，自己的时代，终于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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