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煜辍学后的几年来，母亲感到十分省心，哥哥们也相对轻松，既不向他们索要钱财也不要求粮食。每逢佳节，古成和古勤总是邀请古煜母子到他们家里团聚，共享午餐或晚餐。而三哥古毅总会买些肉送回来，让古毅吃上一顿饭或留宿一晚再返回家中。
到了1971年的春天，古煜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工作，到一个新建单位——宏伟工厂。母亲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在答谢完客人之后，古煜告诉母亲：“妈妈，明天我就要走了。”她轻声叹息，随即开始帮古煜整理行李。望着母亲略显佝偻的背影，古煜突然意识到：母亲真的老了。除了对儿子未来的担忧，她心中必定还充满了对儿子的依依不舍。然而，她还是选择了放手，就像蒲公英释放它的种子一样，让古煜自由飞翔。
学徒期三年内不许探亲，没有电话联系，古煜只有每月一封家书报平安，妈妈不认得字，就找她的那些侄儿侄孙们念。直到1974年古煜满徒后才有了探亲假，回家过完春节，节后按时返厂。
转眼就是1975年的最后一天过大年了，那些年都是过“革命化”的春节，古煜正在干活时车间办事员送来一封电报，他匆忙打开一看“母病速回”，四个字如雷轰顶！拿着电报跑到办公室，正好支书海燕在门口的桥头打扫卫生，他扫了一眼电报又瞅了瞅古煜说：“小古呀，你的母亲高龄啊？”古煜说：“七十啦。”
支书彭亮说：“我的母亲都八十哩，你看……”他从军干装上衣兜搜出一封内容类似的电报，古煜一阵惊诧。“你看，我们的情况差不多吧。谁家不想过个团圆年呢，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可是为了革命工作，我们不但远游了，过年还不能回家团聚，我的心情和你一样啊！再说你的电报只是‘母病’如果要是病重或病危我可以批准你回。你想想，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旧社会吃过那么多的苦，哪有没个三病两痛的？过年思子心切，来个电报，要化悲痛为力量，车间还有好几个同志收到电报都没让走。”
他是党支部书记，古煜是工会宣传委员兼团支部宣传委员，除了每月出一期车间板报（十张三合板）的组稿编辑之外（放在车间门口，也是工厂一千多人的大食堂门口，每出一期，不少职工端着饭碗边吃边看，在厂里的阅读量是最高的。）此外，月度、季度、年度的车间支部工作总结都是古煜写，为此，在支书办公桌旁还专门给古煜安排了一张办公桌，工作关系配合默契。支书的这一阵思想工作入情入理，说得古煜欲哭无泪。
电报是大姐夫发来的，他没文化是请人代拟的。整个大年期间古煜都是在忐忑不安中，直到快过元宵节了才收到大哥请人写的一封信，说腊月二十七把母亲接到他家去的，正月初二驾鹤西去，初五的送上山，是妈妈生前选好的新地方（不进祖坟没与父亲合墓）在一个山咀路边朝阳的山坡上。你要能请到假就回来过月半（元宵节）。古煜拿着信找到支书，他二话不说，当时让古煜写了假条，批了“同意”，还告诉古煜打借条到财务科借探亲费。
古煜归心似箭地赶火车转汽车回家了。哥嫂、姐姐分别告诉他，那天妈妈要掉气的晚上，她在昏迷中多次听到门的“吱呀”声就喊你的名字，以为是你回家了——母子情深哟！父爱如山，山早就倒了；母爱如水，水又干了——工厂（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冷漠无情使她期盼小儿归来的心、一次又一次的从希望到失望，临走时难以瞑目！联想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份，周总理去世，下令不准举行悼念活动，可是民心难违，厂里的党政工团上百人还是组成方队，在厂门口防空洞前悄悄地戴上白花黑纱向总理遗像默哀，泣不成声，亲历的那一幕令古煜终生难忘，而今四十多年过去仍历历在目。
这些年来，总觉得有两大遗憾对不住逝去的妈妈：一是没见到最后一面，临终没送上最后一程；二是没有在妈妈生前照一张照片。有一年古煜曾把这想法对哥嫂说了，他们也有同感地说出三个理由：“一是太穷；二是实在不方便，照相要到县城，又不通车；三是农村好多人都一样，都没有。”这也是实情。然而，遗憾和思念一直在伴随着古煜。他深刻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的去世让古煜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也让我明白了人生中有些事情是无法挽回的。
古煜在哥哥嫂嫂侄儿们的陪同下，到了妈妈的墓前，未语泪先流。古煜默默地点香燃纸，跪在墓前三叩首，默默地祈祷，妈妈您一路走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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