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团队通过香港 “中转渠道” 购入 1 台英国产 Tektronix 545 型示波器（带宽 10MHz），但设备到货时被拆除了核心部件 —— 这是西方对华技术封锁的典型缩影。直到 1964 年，国产第一台 10MHz 示波器（型号 ST-10）研制成功，才彻底解决测试设备短缺问题。
（二）资源约束下的 “优先级博弈”
十二年规划期，国家科技资源优先向 “两弹一星” 倾斜，密码研究的经费与人才长期处于 “次要优先级”。1958-1962 年，电子学领域年均经费为 8000 万元，其中密码研究仅占 8%（约 640 万元），不足计算机领域经费（1500 万元）的一半。经费短缺导致：
设备更新缓慢：数学研究所的计算设备仍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直到 1965 年才配备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03 型）；
实验条件简陋：“103 项目” 的调试车间冬季无暖气，科研人员需穿着棉衣工作，电子管频繁因低温失效；
人才流失：部分青年学者因研究条件艰苦，转向计算机、半导体等 “热门领域”，1960-1962 年密码研究团队流失率达 15%。
为争取资源，1962 年聂荣臻在国防科技会议上特别批示：“密码研究虽不直接产生武器，但关系到武器的有效使用，必须给予必要保障。” 此后，密码研究经费占比提升至 10%，并优先调配 103 型计算机用于密钥流分析，缓解了资源紧张局面。
（三）认知差异下的 “学科认同困境”
密码学的 “隐蔽性” 导致其在学术界缺乏认同 —— 规划期的密码研究成果多以 “纯粹数学” 或 “通信技术” 名义发表，无法公开标注 “密码学应用”，学者的学术贡献难以被广泛认可。1963 年，万哲先的《有限域上的典型群》申报 “国家自然科学奖” 时，因评审专家不了解其密码应用价值，仅获三等奖，这在当时引发了部分学者的不满。
同时，军事系统与科研单位对密码学的认知也存在差异：科研单位强调 “理论严谨性”，主张 “先完善理论再推进应用”；军事单位则强调 “实战需求”，要求 “快速研制能用上的设备”。1961 年 “103 项目” 论证时，双方曾因 “密钥周期长度” 产生争议 —— 科研单位主张 “周期应≥10^6，确保理论安全”，军事单位则认为 “周期≥10^5 即可满足短期通信，应优先缩短研制周期”。最终达成妥协：先研制周期 10^5 的简化版设备应急，同时推进长周期版本的研究。
这种 “理论与应用” 的认知差异，直到 1964 年 “103 型” 加密机在军事演习中成功应用后才逐渐弥合 —— 科研单位认识到 “实战需求的紧迫性”，军事单位也认可 “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形成了 “理论指导应用、应用反哺理论” 的良性互动。
四、拓荒成效：学科奠基与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
（一）密码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
十二年规划期结束时（1967 年），中国已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密码学研究体系：
研究机构：形成 “中科院数学所（理论研究）+ 总参三部某研究所（应用研究）+ 电子工业部 718 厂（设备制造）” 的协同格局；
理论体系：掌握了序列密码、分组密码的核心设计方法，建立了以有限域、线性代数为基础的理论框架；
人才队伍：培养专职密码研究人员 150 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12 人，形成 “老中青” 结合的梯队；
技术储备：研制出 “103 型” 加密机、汉字动态加密算法等 5 项核心成果，实现军用有线通信的加密覆盖。
1967 年，《十二年科技规划密码学研究总结报告》指出：“经过十二年努力，我国密码学已从完全空白发展为具有自主研究能力的领域，基本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评价客观反映了拓荒的历史成就。
（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实质性提升
规划期的密码成果直接服务于国防与外交安全，在多个关键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 年原子弹试验：使用基于 “103 型” 加密机改进的 “103A” 型设备，保障了试验指挥中心与北京的保密通信，确保了试验信息不泄露；
1965 年抗美援越：应用汉字动态加密算法，破解了美军 AN/PRC-10 型电台的通信密码，获取了 “美军轰炸计划” 等关键情报，为越南防空作战提供了支持；
1966 年导弹试验：使用自主设计的序列密码，实现了导弹发射阵地与指挥中心的实时加密通信，保障了试验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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