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哲先在口述中提到：“在苏联期间，我主要研究典型群，虽然没直接接触密码，但苏联学者在有限域应用方面的讨论，给了我很多启发。比如他们提到‘线性序列在通信中的抗干扰应用’，其实就是密码学的思路。” 这种 “基础学科 + 隐性启发” 的学习模式，成为技术封锁下获取前沿知识的重要途径。
（三）技术攻坚：从理论到应用的设备研制
理论研究与人才培育的最终目标是 “形成实用的加密能力”。十二年规划期的技术攻坚，以 “军用有线通信加密” 为突破口，研制出中国第一代自主加密设备，实现了从 “理论” 到 “产品” 的跨越。
1. “103 项目”：序列密码机的研制
1958 年 10 月，总参三部启动 “103 项目”，旨在研制适用于军用电话通信的序列密码加密机。项目由总参某研究所牵头，中科院数学所提供算法支持，电子工业部 718 厂负责硬件制造，形成 “产学研用” 协同攻关团队。
项目研发面临三大技术瓶颈：
密钥生成：当时缺乏专用芯片，团队采用 “三级 LFSR 级联” 方案，用电子管实现移位寄存器，周期达 1.2×10^6，满足单次通信的保密需求；
加密同步：电话通信要求实时加密，团队设计 “同步码 + 自动纠错” 机制，同步误差≤0.1 秒，避免因信号中断导致的解密失败；
设备小型化：军用设备需满足便携要求，团队将台式机压缩为 “40cm×30cm×20cm” 的便携式机箱，重量控制在 15 公斤以内。
1964 年 7 月，“103 型” 加密机研制成功并通过定型试验。根据《103 项目定型报告》（档案编号：GF-1964-103），该设备在 - 20℃至 50℃环境下稳定运行，加密后的语音信号失真率≤5%，密钥更换时间≤30 秒，综合性能达到当时国际中等水平。尽管因成本较高未大规模量产，但 “103 型” 验证了 “算法 - 硬件 - 应用” 的技术路径，为后续设备研制积累了经验。
2. 汉字加密算法的突破
针对中文电报通信的保密需求，1961 年启动 “汉字加密算法” 研究，由戴宗铎团队牵头。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的编码与加密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汉字数量多（常用字 3000 余个），编码复杂度高；二是电报传输采用 “四位数字码”（如 “0001” 代表 “一”），易被统计分析破解。
团队创新提出 “动态映射加密” 方案：将 3000 个常用汉字分为 10 个组，每组对应一个伪随机序列，加密时根据序列动态调整汉字与数字的映射关系 —— 同一汉字在不同时间传输对应不同数字码，破解难度大幅提升。1963 年，该算法在外交部通信系统试用，成功抵御了多次外部监听尝试。1965 年，算法被纳入《军用中文电报加密标准》，成为改革开放前外交与军事中文通信的主要加密方式。
3. 加密设备的国产化替代
1960 年苏联撤回专家后，加密设备研制面临元器件断供危机 —— 原计划使用的苏联电子管（型号 6П1）、电阻电容等无法进口。为突破困境，电子工业部组织 718 厂、875 厂等企业开展 “国产化替代攻关”，用 1 年时间完成了 23 种关键元器件的国产替代：
用国产 6P1 电子管替代苏联 6П1，性能参数基本一致；
用陶瓷电容替代纸质电容，提高设备稳定性；
用线绕电阻替代碳膜电阻，降低温度漂移影响。
1962 年，国产化元器件组装的 “103 型” 加密机通过可靠性测试，连续运行 1000 小时无故障，证明了中国密码设备自主生产的可行性。至 1967 年，密码设备的国产化率达到 100%，彻底摆脱了对外部元器件的依赖。
三、拓荒困境：封锁、资源与认知的三重挑战
（一）技术封锁下的 “无米之炊”
“巴黎统筹委员会” 的禁运清单对密码技术实施 “全链条封锁”，不仅禁止出口加密设备与算法，连示波器、频谱分析仪等基础测试设备也被严格限制。1959 年，“103 项目” 需要高精度示波器（带宽≥10MHz）测试密钥流的统计特性，但国内无法生产，国外又买不到，项目一度停滞。
科研人员采取 “土法上马” 的应急措施：用多台普通示波器（带宽 2MHz）并联，通过相位补偿扩展带宽；用手工绘制 “密钥流统计分布图”，替代专用分析设备。戴宗铎回忆：“当时没有计算机，我们用算盘计算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几个人算一个星期才得出一组数据。” 这种 “人工替代机器” 的方式，虽效率低下，但确保了研究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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