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心中一喜，连忙应下：“谢萧将军！本大汗定不辱命，处置完毕后立刻提交报告。” 他转身走出枢密院，雨已小了许多，空气中带着泥土的湿气。刘秉忠早已在门外等候，见忽必烈出来，便问：“大汗，成了？” 忽必烈点头：“成了，两百人权限，跨卫调动，还有御史台监督。咱们得好好办这事，让萧将军看看，临时调度权是真能解决实务。”
当日午后，忽必烈调北城卫八十人、东城卫七十人、南城卫五十人，共两百人，分为三路：李谦带八十人从正面追击盗匪踪迹；张达带七十人绕到盗匪前方，设伏拦截；自己则带五十人，与张监察一起，在后方统筹协调。盗匪虽有两百人，却多是乌合之众，遇着训练有素的禁军，很快便溃不成军，除了十几人逃跑，其余全被擒获，受伤的士兵也被妥善救治。
三日后，忽必烈提交的复盘报告详细至极：不仅有兵力调度、处置过程，还有盗匪的来源（漠南无业流民）、赃物的分配（归还商旅）、受伤士兵的救治情况，甚至附了张监察的监督记录。萧虎看后，对耶律楚材道：“大汗这实务做得确实扎实，张监察也说他无违规，看来放宽权限是对的。”
盗匪处置的成功，让忽必烈的临时调度权得到了中枢官员的认可 —— 户部尚书上奏称赞 “北驿路商旅通行量增加一成”，地方官也送来感谢信，称 “禁军处置及时，百姓安心”。但萧虎并未放松警惕，他深知 “军权易放难收”，便借着 “完善调兵章程” 的名义，增设了几条监督条款，进一步划定权限边界。
在枢密院的议事会上，萧虎提出新增条款：一是临时调度的 “两百人上限” 仅限北驿路，若需调往其他区域，需重新申请；二是跨卫调动需提前告知被调卫所的将领，不得擅自指挥；三是每月需提交 “临时调度汇总报告”，包括调度次数、兵力、事由、结果，由枢密院军司审核；四是白虎堂暗卫与御史台监察官需 “双重监督”，暗卫负责日常监控，监察官负责重大调度监督。
“将军此举，会不会让大汗觉得中枢不信任他？” 耶律楚材轻声问道。萧虎道：“本将军不是不信任他，是不信任军权旁落的风险。元代自开国以来，便以枢密院掌调兵，若将领手握太大的临时调度权，久而久之，便会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些条款，既是约束，也是保护 —— 约束他不逾矩，也保护他不被人诬陷‘擅权’。”
条款修订后，萧虎让人将文书送到忽必烈王府。忽必烈看着新增的监督条款，指尖在 “双重监督” 上轻轻划过，对刘秉忠道：“萧将军这是在给我套笼子，但也没完全堵死路 —— 条款虽严，却都是围绕‘实务合规’，只要咱们按章办事，便不怕监督。” 刘秉忠道：“大汗说得是，而且‘每月汇总报告’正好是咱们展示实绩的机会，把临时调度解决的实务问题一一列出，更能证明这权限的必要性。”
首次按新增条款执行临时调度，是处理东驿口的流民聚集。连日大雨导致漠南部分地区受灾，二十余名流民涌入东驿口，因无食物，与商旅发生争执。忽必烈按规矩：先向枢密院报备 “调五十人维持秩序，送流民至地方安置点”；再告知南城卫将领，调其麾下二十人协助；同时请御史台派监察官在场监督。
调度过程中，忽必烈让士兵给流民送去干粮与热水，耐心劝说他们前往安置点，避免冲突。监察官全程记录，见忽必烈既未超编兵力，也未滥用职权，便在监督记录中写道：“调度合规，处置得当，流民安抚及时，无冲突发生。”
月底的 “临时调度汇总报告” 中，忽必烈详细列出了本月的五次调度：三次盗匪处置、一次巡逻增兵、一次流民安抚，每次都附了监督记录、商旅或百姓的反馈。枢密院军司审核后，未发现异常，萧虎在报告上批注 “按章执行，继续保持”。
忽必烈拿着批注的报告，对刘秉忠道：“萧将军虽设了条款，却也认实务实绩。咱们只要继续做好防务，让临时调度权成为‘解决实务的工具’，而非‘争权的筹码’，他便找不到理由收回权限。”
临时调度权不仅是处理防务的工具，也是忽必烈拉拢中都禁军卫所将领的契机。按萧虎的新规，跨卫调动需提前告知被调卫所的将领，忽必烈便借着这 “告知” 的机会，与南城卫、东城卫的将领深入交流，以 “实务协作” 为纽带，拉近关系。
南城卫将领王诚是行伍出身，性格耿直，此前因 “训练达标率未达九成” 被萧虎批评，心中有些郁结。忽必烈第一次调南城卫士兵处置流民时，特意提前去南城卫校场见王诚，不仅告知调度事由，还主动询问：“王将军，南城卫的训练最近有没有遇到难题？本大汗在北城卫试过‘分组对抗训练’，能提升士兵的积极性，你若有兴趣，本大汗可让李谦把训练方法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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