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诚闻言，心中一暖 —— 此前他以为忽必烈只是 “宗室统领”，不会关心其他卫所的实务，没想到竟会主动分享训练方法。他连忙道：“大汗若能分享，那再好不过！南城卫的士兵最近对单调的训练有些懈怠，正愁找不到好方法。” 忽必烈道：“都是为了中都防务，不用客气。等这次调度结束，咱们再细聊训练的事。”
流民处置结束后，忽必烈果然让李谦带着 “分组对抗训练” 的方案去南城卫，方案中详细写着 “分组规则”“对抗科目”“奖惩机制”，还有北城卫的训练成效数据（达标率提升五个百分点）。王诚按方案训练半个月，南城卫的训练达标率果然有所提升，他特意去王府道谢，还带来了自己珍藏的一把蒙古弯刀（无刃，礼仪用）：“大汗的方案帮了大忙，这把刀虽不值钱，却是下官的一点心意。”
忽必烈收下弯刀，笑道：“王将军太客气，咱们都是为了禁军的实绩。往后若有跨卫调度，还需你多配合；若南城卫有需要，本大汗也会尽力帮忙。” 两人越聊越投机，从训练聊到粮草，从粮草聊到士兵的日常，王诚渐渐觉得忽必烈是 “懂实务、肯帮忙” 的统领，而非高高在上的宗室。
对东城卫将领张达，忽必烈则从 “巡逻协作” 入手。张达熟悉东驿路的地形，却因 “兵力不足”，难以覆盖所有关键地段。忽必烈便提议：“张将军，咱们可以搞‘巡逻联动’—— 北城卫负责十里岗，东城卫负责东驿口，若发现盗匪，立刻通报对方，互相支援。这样既不用频繁跨卫调动，又能提升防务效率。”
张达觉得这提议甚好，两人便制定了 “巡逻联动细则”：每日午时、酉时互通巡逻情况；发现盗匪后，以烟火为信号，半小时内支援到位；每月联合搞一次 “反盗匪演练”，提升协同能力。联动实施后，东驿路与十里岗的盗匪袭扰又减少了三成，张达对忽必烈道：“大汗这主意，比单纯调兵管用多了，既省了流程，又能让士兵熟悉协作。”
通过这些实务协作，忽必烈不仅巩固了临时调度权的执行基础，还拉拢了南城卫、东城卫的将领，形成了一个 “松散的实务联盟”。萧虎的暗卫虽察觉忽必烈与将领们的往来，却因都是围绕防务实务，无结党迹象，只能在报告中写道：“大汗与卫所将领交流实务，无异常。”
忽必烈与萧虎的军权角力，不仅是两人之间的博弈，也牵动着中枢官员的态度 —— 耶律楚材中立调和，御史台既监督忽必烈，也约束萧虎，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这种平衡，既避免了矛盾激化，也为忽必烈争取临时调度权提供了空间。
耶律楚材始终秉持 “实务为先” 的态度，既认可萧虎 “中枢控权” 的必要性，也理解忽必烈 “灵活调兵” 的需求。一次，萧虎因 “大汗跨卫调度未提前报备细节”（实则已报备，只是文书晚了半日），想暂停他的临时调度权，耶律楚材连忙劝阻：“将军，文书晚了半日是实务疏漏，并非故意违规。若因此暂停权限，北驿路的防务恐受影响，不如先让他补全文书，再提醒日后注意，既维护了规矩，也不耽误实务。”
萧虎听后，觉得有理，便只让忽必烈补全文书，未暂停权限。事后，耶律楚材又去王府见忽必烈，道：“大汗，萧将军收紧调兵权，是为中枢大局，并非针对你。日后做实务，尽量把流程走全，别给人留下把柄，这样才能长久。” 忽必烈点头：“耶律大人的话，本大汗记下了，往后定会注意。”
御史台的态度则更为复杂 —— 既怕忽必烈擅权，也怕萧虎过度收紧调兵权影响防务。李御史曾对下属道：“咱们的职责是监督，不是偏袒。大汗若违规，便弹劾他；萧将军若规矩太严误了实务，也该提建议。” 在忽必烈处置两百人盗匪时，御史台派去的张监察，既记录了忽必烈的合规调度，也在报告中写道：“临时调度权对防务必要，建议中枢在‘合规’与‘灵活’间找平衡，避免因噎废食。”
这种中立态度，让萧虎在修订调兵章程时，不得不考虑御史台的意见 —— 比如新增 “监察官监督” 条款，既是约束忽必烈，也是回应御史台 “平衡权责” 的诉求。而忽必烈也借着御史台的监督，证明自己 “按章办事”，比如在流民处置后，主动将监察记录抄送御史台，让他们无话可说。
中枢官员的态度，还体现在 “临时调度权是否常态化” 的讨论上。户部尚书因 “商旅增多、税收增加”，支持将临时调度权常态化，认为 “固定权限更利于防务规划”；兵部郎中则担心 “常态化会导致权限膨胀”，支持 “按需申请、动态调整”。双方争论不下，最终耶律楚材提议：“先试行三个月，若大汗的实务成效好，再讨论常态化；若有问题，再调整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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