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市三院ICU工作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最忙的秋夜。抢救室不断送来醉酒摔伤的患者，监护仪的报警声此起彼伏。凌晨一点，我给3床的肝硬化患者换输液泵，余光瞥见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开了，推出一具盖着蓝布的尸体，脚腕上的标识牌在夜灯下晃出冷光，尾号是“44”。
“又一个没挺过午夜的。”护士长王姐递给我热可可，她黑眼圈深得像涂了墨，“最近走的人都赶在凌晨三点前，阎王爷掐着点收魂似的。”
凌晨三点，我去处置室换液体，听见清洁间传来簌簌声。以为是夜班保洁老陈，推门却看见消毒柜开着，里面整齐码放着七具人体骨骼模型，其中一具的手骨正握着支注射器，针管里残留着淡红色液体。我记得昨天明明刚清点过，模型数量是六具。
更奇怪的是4床的老太太。她插着气管插管说不出话，却总用指甲刮监护仪的金属支架，在寂静的夜里发出指甲划过黑板的声响。今天我给她换鼻饲管时，发现她眼球突然转向天花板，浑浊的瞳孔里映出我身后的白墙，而墙上什么都没有。
周五例会上，保卫科科长放了段监控录像。画面是凌晨两点的ICU走廊，镜头右下角显示日期是9月23日——正是我看见44号尸体的那晚。穿蓝色手术服的护士推着尸体走向太平间，尸体盖布下渗出的血滴在地面，形成不规则的轨迹。当她经过3号病房时，盖布下的手突然伸出，食指在地面点了三下。
“这是张璐吧？”王姐皱眉，“她上个月就辞职了，怎么会出现在监控里？”我盯着画面里护士的侧脸，后颈寒毛直竖——那不是张璐，是三天前刚去世的5床患者，那个因医疗事故截错肢的年轻女孩。
当晚我申请调看其他时段的监控。在9月15日的录像里，已去世的陈大爷坐在轮椅上，独自在走廊游荡，胸前的心电监护仪显示心率为0。他停在护士站门口，对着空气比划了几下，像是在递交什么文件。镜头拉近时，我看见他指尖夹着张泛黄的纸，边角有烧焦的痕迹，正是他火化前家属没烧干净的住院清单。
技术科的同事说监控没被篡改，可这些画面根本无法用常理解释。王姐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后从抽屉里拿出串佛珠：“别深究了，这医院以前是……”她突然噤声，窗外 thunderstorm 骤起，闪电照亮她身后的墙，那里有道裂痕，形状像极了被劈开的颅骨。
我在清洁间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本旧账本。封面写着“1997年病理科标本记录”，内页用蓝黑钢笔写着：“3月12日，23号床，胃癌切除组织，误存至血库冰箱；7月4日，17号床，胎儿标本，失踪于太平间转运途中……”字迹在1997年9月23日戛然而止，那页纸被撕去了半角，残留的文字是：“44号标本，头盖骨，用于……”
想起监控里44号尸体的手势，我突然意识到那是在比划“三”和“七”——37号储物柜。用备用钥匙打开柜子，里面掉出个铁皮盒，盒底垫着泛黄的手术同意书，患者签名栏写着“李桂兰”，正是前几天去世的4床老太太。同意书下方压着张照片，年轻的李桂兰躺在手术台上，颅骨被切开，主刀医生戴着口罩，只露出下巴上的青黑胡茬，和清洁间骨骼模型握着的注射器一模一样。
凌晨两点，4床的监护仪突然发出警报。我冲进病房时，看见老太太坐起身，气管插管不知何时被拔出，喉咙处的伤口里蠕动着黑色丝线般的东西。她抬起手，指甲缝里沾着暗红色粉末，正是我在王姐办公室看见的那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用骨灰和朱砂混合的镇邪物。
“他们在找头盖骨……”她喉咙发出破风箱般的声音，手抓住我手腕，力气大得不像将死之人，“1997年那场大火，烧了病理科的标本室，44号的头盖骨没找到……”心电监护仪的波形变成直线时，她眼角滑出一滴血泪，在枕头上晕开的形状，恰似监控里尸体手指点出的三点血迹。
档案科的退休老职工告诉我，1997年9月23日，医院病理科突发大火。“说是电路短路，其实……”老人压低声音，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那年新来了批进修医生，为了写论文，偷拿了太平间的尸体做实验。不知怎么着，标本室就起火了，烧了三天三夜，连墙里的钢筋都化了。”
我在旧报纸里找到火灾报道，配图是焦黑的病理科废墟，隐约能看见未完全烧毁的人体骨骼。角落有行小字：“一名进修医生失踪，疑似困于火场。”照片下方的广告栏里，刊登着某美容诊所的广告，主打“颅骨修复术”，联系电话正是王姐常用的那个私人号码。
深夜的ICU格外安静，只有监护仪的滴答声。我给新入院的车祸患者做清创，他颅骨凹陷处露出的部分脑组织上，竟有处月牙形的旧伤，和李桂兰手术照片里的切口形状分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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