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姐，”林砚之握住她的手，语气坚定，“我向你们保证，伦理委员会绝不会让基因编辑变成富人的特权。我们会制定更严格的规则，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普通人，而不是少数人。”
离开社区时，张磊递给林砚之一份调研报告：“这是我走访十个社区收集到的意见，83%的居民反对增强型基因编辑，92%的居民希望优先普及治疗性基因编辑。还有，水务系统的工人们联名提议，希望在《基因编辑伦理指南》里加入‘社会公平评估’条款，任何基因编辑申请，都必须先评估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林砚之翻开报告，密密麻麻的签名上，有的还带着孩子稚嫩的笔迹。她突然明白，伦理委员会的决定，不仅关乎技术的走向，更关乎无数普通人的希望。
与此同时，周明远正在实验室里召开紧急会议。他的面前摆着一份国际基因伦理协会的报告，上面写着“全球已有17个国家存在非法增强型基因编辑产业链，其中6个国家出现未公开的临床案例，脱靶率最高达3.7%”。
“各位，”周明远的声音带着紧迫感，“如果我们彻底禁止增强型基因编辑，只会让需求转入地下。去年南方某市查处的非法机构，就是因为正规渠道被堵死，才敢漫天要价，而且技术毫无安全保障。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风险，就把所有路都堵死。”
一位年轻研究员举手提问：“教授，那我们该怎么平衡安全和探索？增强型编辑确实存在伦理风险，我们总不能看着富人垄断技术吧？”
周明远调出一份方案：“我想提出‘分级审查’制度。治疗性编辑，简化审批流程，优先普及；预防型编辑，限于有遗传病家族史的家庭，需经过三代基因测序；增强型编辑，暂时不开放临床应用，但可以在实验室开展基础研究，每两年评估一次技术成熟度和社会接受度。这样既能守住底线，又能给技术留一点空间。”
研究员们陷入沉思。过了许久，一位老教授开口：“我支持这个方案。当年我们研究试管婴儿时，也经历过类似的争议。如果那时我们彻底放弃，就不会有现在的成果。技术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用。”
周明远看着眼前的同事们，突然想起林砚之在听证会上说的话：“我们今天的决定，关乎黄浦市未来的每一个孩子。”他拿出手机，拨通了林砚之的电话：“林主任，我有一个想法，或许我们可以制定一套分级指南，既能守住伦理底线，又能给技术留有余地。”
电话那头的林砚之笑了：“周教授，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可以建立‘治疗-预防-增强’三级框架，每一级都设定明确的标准和审批流程。增强型编辑暂时不开放，但可以开展基础研究，定期评估。”
两人在电话里聊了很久，从技术标准到审批流程，从社会公平到公众监督，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挂断电话时，周明远看着窗外的夕阳，突然觉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或许，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守护伦理底线，又能推动技术进步的路。
第四章 红线之下的共识
伦理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在周末召开，十二位委员围坐在圆形会议桌旁，桌上摆着《基因编辑伦理分级指南（初稿）》。林砚之翻开指南，声音清晰而坚定：“根据前两次的讨论和调查，我们拟定了‘治疗-预防-增强’三级框架。下面，我们逐一讨论每一级的标准和审批流程。”
“首先是治疗性基因编辑，”林砚之调出相关条款，“适用范围为已确诊的遗传病患者，需提供三级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基因测序报告；技术标准为脱靶率低于0.1%，且有至少五年的临床数据支持；审批流程为‘医院初审-委员会复审-公众公示’，公示期为七天，无异议即可批准。”
赵医生点头表示赞同：“这个标准很合理。治疗性编辑的核心是‘救命’，我们应该简化流程，让真正需要的患者能尽快受益。我建议加入‘紧急通道’条款，对于危及生命的遗传病，审批时间可以缩短至三天。”
“我同意，”李教授补充道，“还需要明确法律责任——如果医院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或者企业伪造技术数据，应该承担连带责任，这样才能确保流程的严谨性。”
接下来是预防型基因编辑。林砚之继续介绍：“适用范围为有遗传病家族史的家庭，需提供三代以内的基因测序报告，证明存在明确的致病基因；技术标准与治疗性相同，脱靶率低于0.1%；审批流程增加‘伦理评估’环节，重点评估是否存在‘非治疗目的’的隐藏诉求。”
吴教授提出疑问：“如何界定‘家族史’？如果只是旁系亲属有遗传病，是否也能申请？还有，预防型编辑会不会被滥用，比如有人以‘预防近视’为由申请编辑相关基因？”
张磊接过话茬：“我建议加入‘致病风险评估’条款，只有致病风险高于80%的家庭才能申请。至于‘预防近视’这类非致命性问题，应该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避免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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