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乃魏武帝曹操与卞夫人第三子，魏文帝曹丕同母弟弟。他的五言诗革新乐府传统，《洛神赋》《白马篇》等名篇被千古传唱，“鱼山梵呗”开创了中国佛教音乐先河，《画赞序》奠定了早期绘画理论基石，谢灵运盛赞道“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占八斗”。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在邺城营建的铜雀台竣工，落成之日，曹操大宴群臣，席间曹操提议让群臣作赋助兴。曹植年方十九，听闻父亲号召，当即起身，取过笔墨，“援笔立成”。赋文中“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简短几句话就勾勒出铜雀台的巍峨雄姿。
曹操逐字品读，只见文辞华美而不浮夸，气势磅礴而不失雅致，字里行间洋溢着少年人的英气与才情，不由得拍案叫绝，当着众臣的面赞叹道：“此儿可定大事！”
随着年岁渐长，曹植的才华愈发凸显，曹操对他的喜爱也日渐深厚，甚至多次流露出立他为储的念头。这一切，都让身为兄长的曹丕如芒在背。曹丕年长曹植五岁，虽有一定的文采，但在天赋异禀的曹植面前，始终逊色几分。
曹植的性情，正如他的文字一般，率真而洒脱，不受世俗礼法的束缚。他热爱自由，不喜繁文缛节，常常与文人墨客纵酒放歌，畅谈诗文，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这种性格，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成为了致命的弱点。而曹丕则恰好相反，他深谙政治权谋的精髓，懂得“矫情自饰”。
一次，曹操率军出征，曹丕与曹植一同前往送行。曹植当场作赋，辞藻华丽，极力称颂曹操的功德，言辞间充满了敬仰与不舍，引得众人纷纷赞叹；而曹丕却只是默默流泪，跪在地上向父亲叩首，哽咽着曹操说“父王行军在外，千万保重身体，早奏凯歌”，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曹操。曹操心中暗自比较，觉得曹植虽有才情，却未免太过张扬，而曹丕则更为稳重孝顺，懂得体恤长辈。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曹植的命运，这便是“司马门事件”。司马门是魏宫的正门，按照当时的礼制，只有帝王出行时才能开启，门外的驰道是帝王的专用通道，臣子百姓皆不得擅自使用，违者便是大逆不道。这一年的某个夜晚，曹植与友人宴饮之后，酒意上涌，竟一时兴起，不顾侍卫的阻拦，私自驾车打开了司马门，在帝王专用的驰道上纵马狂奔，将朝廷礼法抛诸脑后。
此事很快被上奏于曹操，曹操得知曹植如此僭越，顿时勃然大怒。他认为曹植此举是对自己权威的蔑视，盛怒之下，曹操下令处死了负责守卫司马门的公车令，以此惩戒曹植。经此一事，曹操对曹植的喜爱与信任荡然无存，他在朝堂上公开表示：“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曹植的政治生涯，自此跌入谷底。
如果说司马门事件让曹植失去了曹操的信任，那么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醉酒误军机”，则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年，关羽率领大军围攻樊城，守将曹仁被困，情势危急。曹操下令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率军前往樊城救援曹仁。
曹植在得知自己有了领兵出征、建功立业的机会后，心中大喜，当即与友人痛饮，以示庆贺，很快便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当曹操派来的使者催促他领兵出发时，曹植早已醉得不省人事，连上马都无法做到，更别说率军出征了。
使者将情况回报给曹操，曹操听后，脸色铁青，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望着窗外，心中满是失望与哀叹，良久才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子建误我！”这一声叹息，饱含着曹操对曹植的最后一丝期望的破灭。自此以后，曹操再也没有给过曹植任何机会，兄弟二人的储位之争，也以曹丕的完胜告终。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位为魏王，不久后便篡汉称帝，建立魏国，改元黄初。
曹丕称帝后，对曹植的猜忌达到了顶峰。他知道曹植的才华与威望，担心他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便开始对曹植及其党羽进行残酷的打压与清算。曹植的好友丁仪、丁廙兄弟，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多次在曹操面前称颂曹植的才华，劝说曹操立曹植为储，因此也成为了曹丕的眼中钉、肉中刺。
曹丕继位不久，便罗织罪名，下令将丁仪、丁廙兄弟及其家族男子全部处死。
好友被惨遭杀害，自己却无能为力，曹植心中充满了悲愤与绝望。曹植写下了《野田黄雀行》一诗，诗中写道：“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诗中的“利剑”，象征着权力与保护他人的能力，而曹植此时身无实权，如同“利剑不在掌”，连自己的好友都无法保护。他羡慕诗中那位能拔剑捎破罗网、拯救黄雀的少年，却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一句，道尽了他心中的悲愤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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