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桓看着满桌的证据，又想起李嵩、刘焕等人 “边军不稳、粮饷难继” 的进言，眉头紧锁，手指在御案上反复轻叩 —— 他知道石崇罪证确凿，却也明白，石崇、李嵩掌控着边饷、牵制着边军，若真严惩，恐引发朝堂动荡，甚至让瓦剌有机可乘。沉吟良久，他终于下旨，语气带着 “轻描淡写” 的敷衍：“赵承业伪造边乱，念其被石崇胁迫，免予治罪，调往南京卫所任职，无诏不得返京；秦飞散播谣言、伪造文书，念其查案心切，免予治罪，改为停职三月，戴罪立功；石崇指使构陷，念其为旧臣、熟悉边军情况，免予治罪，仅口头批评，仍居京中，协助打理边军粮草调度；李嵩附议构陷，念其为吏部操劳，免予治罪，罚俸三月；徐靖伪造密约，念其诏狱事务繁忙，免予治罪，仍掌诏狱署；于科无罪释放，恢复玄夜卫副统领职，即刻返回大同卫，不得在京停留；谢渊、萧栎查案有功，各赏银五十两，仍各司其职。”
旨意下达，满朝哗然 —— 旧党罪证确凿，却仅受口头批评或轻微处罚，石崇甚至还能继续打理边军粮草；于科虽无罪释放，却被勒令即刻离京，不得停留；谢渊、萧栎查案有功，仅得五十两银子的赏赐，连一句像样的表扬都没有。谢渊看着旨意，心里满是失望，却也明白这是皇帝的平衡之术，只能躬身领旨；萧栎看着萧桓，眼神里带着无奈，却也知道多说无益；于科接到旨意后，没有丝毫怨言，只是收拾好行李，即刻启程返回大同卫 —— 他知道，只要能回到边军，守护边疆，暂时的委屈不算什么。
萧桓看着谢渊、萧栎、于科的反应，心里也有些愧疚，便召谢渊单独入宫，语气带着忽悠：“谢卿，朕知道你心里委屈，可石崇、李嵩掌控着边饷，若真严惩他们，边军会乱的，瓦剌会趁机来犯。朕这是‘暂护奸佞，实则为了稳住大局’，等日后时机成熟，定严惩不贷，还你和于科一个清白。你是朕的重臣，要识大体，别让朕失望。” 谢渊躬身应 “是”，心里却清楚，这不过是皇帝的借口，所谓的 “日后时机成熟”，不知要等到何时。
片尾
周显、谢渊虽握有石崇私通瓦剌的初步证据，却因萧桓 “暂不深究” 的旨意，未能继续追查。石崇虽受口头批评，却仍通过旧党关系，暗中掌控宣府卫的粮草调度，李嵩也借 “吏部铨选” 之机，安插亲信填补秦飞、赵承业留下的空缺，朝堂的暗流仍在涌动，旧党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隐蔽。
于科返回大同卫后，即刻与李诚共同整肃边军，将石崇安插在边军中的亲信逐一调离，虽未能彻底清除旧党影响，却也稳住了北疆防务。他多次上奏萧桓，请求彻查石崇私通瓦剌之事，却都被萧桓以 “边事为重，暂不深究” 为由驳回，甚至还被萧桓私下召见，嘱咐他 “少管朝堂之事，多守边疆”，明着是 “重视边军”，实则是怕他再牵扯出旧党的阴谋，打乱皇帝的 “平衡”。
谢渊、萧栎虽心有不甘，却也只能暂时搁置追查旧党的事，转而专注于整顿兵部、户部，加强边军的粮草供应，防止石崇再借边饷掣肘。周显则继续暗中收集旧党的证据，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呈给萧桓 —— 他知道，只有等到旧党彻底失去边军、边饷的掌控权，皇帝才会真正下定决心严惩他们。
次年春，瓦剌因未得到石崇承诺的火药，派小股兵力袭扰大同卫，被于科、李诚率军击退。萧桓得知后，下旨嘉奖于科、李诚，却仍未提及石崇私通瓦剌之事，只是命谢渊 “多拨粮草给大同卫，确保边军无后顾之忧”—— 这看似 “重视边军” 的举动，实则是对旧党最大的纵容，也是对忠臣最明显的忽悠，朝堂的平衡，仍在继续。
卷尾语
《大吴通鉴?史论》曰：“张家口伪叛之变，非边军之逆，实旧党之谋也。石崇假边乱欲除忠良，李嵩、秦飞附议相护，赵承业伪奏作伥，旧党之狠，延及边地；谢渊辨时机之巧，萧栎献安抚之策，李诚赴边勘真相，周显查构陷之证，忠良之韧，护持社稷。然帝桓之断，非不明真伪，实因旧党盘根于中枢、掣肘于边饷、掌控部分边军，恐激变朝堂、祸及北疆，故以‘口头批评’护奸，以‘赏赐银两’忽悠忠臣 —— 石崇、秦飞虽失小权，仍掌要害；于科、谢渊虽得清白，却遭猜忌，此乃帝王平衡之术，却也埋下‘奸佞愈纵愈横，忠良渐失锐气’之隐患。”
奉天殿血报惊虚，张家口伪叛藏奸，旧党谋权未受重惩，忠良得护却遭忽悠。此事件昭示后世：朝堂之复杂，非仅 “忠奸” 二字可辨；帝王之决策，亦非仅 “是非” 可定。当权术凌驾于公道之上，当妥协成为常态，忠良的坚守会渐成疲惫，奸佞的野心会愈发膨胀，社稷的根基，也会在这看似 “安稳” 的平衡中，悄然松动。
张家口的风，吹散了伪叛的阴霾，却吹不散朝堂的暗流；边军的忠义，筑牢了大吴的边疆，却难撼旧党的盘根，更难抵帝王的护奸与忽悠。这场风波留下的，不仅是 “轻罚” 的结局，更是 “治世需以公道为基，而非仅靠权术平衡” 的警示 —— 若帝王一味护奸、忽悠忠臣，再坚固的江山，也终会在奸佞的侵蚀、忠良的失望中，走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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