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都是国家发行的货币，怎么成色不佳的钱币就不受欢迎呢？其核心是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严重不匹配。一般的钱币都是合金钱币，例如一枚铜钱，八二的就是一枚不错的铜钱了，意思就是八成铜，两成其他金属。那么大家在买卖之时，价值一枚铜币的货物，虽然铜只有八分，但是大家都觉得值。
可如果这枚铜币铜的含量只有五成呢，那么同样的一件货物，大家就会觉得不值，这样实际价值与名义上价值就不对等了，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愿意用这种货币了。
东汉末年，董卓据长安之后，毁坏五铢钱，大量铸造小钱。这种小钱可以看成是五铢钱四边都剪了，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孔洞。新发行的这种小钱，做工粗糙，而且重量不足，含铜量也不足，史书称其为“钱无轮廓文章，不便人用”。
在《魏志》中更是直接说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廓，不抹鑢”。而董卓在发行这种新钱币之后，谷价暴涨。《后汉书》和《资治通鉴》记载谷一石，数万钱。《晋书》与《后汉书·孝献帝纪》则记载一斛五十万。
《晋书》中还记载，在小钱发行期间，中原地区“时谷一斛五十万，人相食啖”的惨状。
因此，刘家交易一部分番银，其实也说得过去。
而从诉状以及后续的卷宗来看，好像刘家走私一案，确实没什么疑问。可是这一切都太巧合了不是吗？按照诉状，六月初五刘家和郑老三在长吉县接触，并且交了定金五百两。到了六月十九日，双方在一处极少有人去的河岸边交易，交易之后刘家众人做了什么，周家都一清二楚。
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一切不像是周家全程参与的，而更像是周家策划的。但是卷宗中其他的案卷又说明这件事就是刘家做的，那就是证词和证物。
证物这么多年已经找不见了，但是证词却还在。李逸拿起了刘府护院头领刘五以及“福顺号”船主郑老三的证词。
其中刘五的证词中说，六月十九日，刘五听闻刘承宗有事吩咐。刘承宗说“苏州来的郑老三有一批‘南货’，你带人去接，如果遇到什么不对劲，可将货物丢弃，优先保人”。当天，刘五挑选了护院里十六个手脚麻利的弟兄，带上刘承宗共计十八人分三条乌篷船，酉时出发，到丑时三刻到达交易地点。
郑老三此时已经到了，他的船高，船上有八人，叫刘家的人到了，便用跳板将船连接起来。证词中，详细讲述了当时交货时的场景，他和郑老三之间的对话，甚至是一些举动。例如在点货之时，因为“福顺号”上少搬运了一包货物，而与郑老三发生了争执。
之后就是将货物运回去，账房赵九过来检查，检查之后存到了刘家的一处仓库。等他回去复命，刘三公子让他不要将此事往外说，此外还得了二十两银子。
郑老三的证词在交易的地方以及前期接触的地方与诉状上说的几乎一致，甚至于在说到六月初五与刘府账房赵九交谈之时，一些说话的细节都补充上了。
他的证词主要不同的在后半部分，“福顺号”出发后不久，六月二十一日被河面上巡逻的官差发现不对劲，于是上船检查，结果发现了这批走私物品。
那么为什么官差会发现不对劲呢，里面同样有证词。按照这位巡检司的弓手所说，他发现“福顺号”吃水不深，但是船上却有八名船员。他本以为这就是一艘普通的运粮船，但是既然是运了粮食，吃水不可能不深。如今船上有这么多人，吃水又不深，于是有怀疑，就上前去检查了。
这一切都严丝合缝，什么时候出现了什么人，这些人的供词也都有，真的太巧了。
“不对劲啊！”李逸呢喃一声。
一旁的王怀远看向李逸，问道：“李大人何出此言！”
“王先生请看这份供词，供词问供日期写的是六月二十六日，而供词中，刘五能够详细的讲述六月初五之时，他与刘府账房赵九接触的事情，甚至是一些小细节也记得。我想问问王先生，你可记得二十日之前你在做什么？和谁说过什么话？而且，能够完全记得你和他之间的对话吗？”
“王先生再看看这份供词，乃是巡检司的一位当时在河上巡查的弓手所供述的，这个人的出现，给我的感觉就是为了凸显‘福顺号’船主郑老三所说是真的。如果我所料不差，这个人现在应该也找不到了。”
“这些案卷和证词看下来，确实是环环相扣，丝丝合缝，从办案的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一场教科书式的办案。可是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哪有这么顺利？或者说要凑齐所有要素，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周家的诉状，简直就是全程参与了刘家的走私一般，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岂不是周家也参与走私，可是最后周家却没事！”
“整体看下来，这起案子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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